德國之聲：由之鋒被判入獄至今，請形容一下這段期間你和太太的感受。
黃偉明：感受上當然是不開心的。然而，我和太太都是比較內斂的人，我們都不喜歡公開表達一些情緒化的說話。我們的感受在一些公開的文章都表達了，就如我太太也寫了一封信給特首林鄭月娥，表達她的感受，始終女性是較需要表達情感的。我個人來說，客觀上當然不開心。判刑後幾天，我再研究了判詞及一些分析，看到香港司法制度出現了嚴重問題，那種不公義的問題要比我想象中嚴重。說實話，這個不開心程度頗為嚴重。這也是我為什麼自之鋒入獄後，開始公開表達意見的原因；過去我和太太都比較低調。此刻我看到香港司法制度不公義的地方，我想我是有責任去讓公眾關注司法制度出現嚴重的問題。
德國之聲： 你剛才表示，是基於司法制度上不公義的原因而站出來表達聲音，請問你認為「公民廣場」案的判決是否公允？香港司法制度出現什麼問題。
黃偉明：由反國教（反對國民教育運動）開始，你可注意到，我和太太都是刻意保持低調的。那時候有個迷思，當時不贊成之鋒的人諉傳他是由父母指使他出來的;事實他很小的時候已經有一定獨立的思想，所以我們保持低調不曝光。當時很多的概念都是他自己構思及決定的，有時偶爾問問我們意見，也是不經意的。今次我之所以公開表達意見，主要因為：一是他已經入了獄，沒有機會接受訪問（一笑）;第二方面，讓我比較失望的是看到社會上有些人應該持守社會公義的，例如司法界及法律界的翹楚，如石永泰，及前幾任的大律師公會主席一個個都出來說一些沒有實則內容、近乎市井的說話。令我最失望的是那兩個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發出的聲明。那個聲明的內容，指古往今來所有法官都是公平公正公義的，都是出色及專業，這是脫離現實的構想，他們不是上帝，而兩個律師公會也不是上帝，他們沒可能知道所有法官在判案時都是公平公正的，這是接近迷信的，我不認為兩個公會要發出這樣的聲明。
事實上，社會上對今次判決的質疑是合理的，雖然我作為被告的家人，但不要誤會我一定是主觀及情緒化的。家人入了獄，對我來說是我多花了時間去研究這個個案而已。而我見到的事實是，從頭到尾，整個司法流程每一處都出現問題。在檢控上訴決定的機制上，許多人已評論了律政司袁國強問題。事實上，除了他個人及專業操守的問題外，另一方面是也反映機制的制衡的問題。任何一間大機構企業及政府都要有一個流程，如果只是依賴一個人的道德力量去判斷是危險的，尤其他戴著兩頂帽子的時候。一方面他是一個政治任命的一個人，同時是什麼省的政協（編者按：袁國強是廣東省政協委員），政治立場肯定是一個親中的人，叫他去決定是否檢控一些對中國大陸不認同的人時，到底能有多少客觀程度呢？這個檢控的制度只是冰山角的問題。還有一些機制問題，又例如，如果一個法官，已經公開了參加一些政治色彩濃厚的團體眾會，那是否適合由他來審理一些同樣政治色彩濃厚的「公民廣場」案件？而另一方面，到底編排制度是怎樣安排，由誰去編制哪位法官去審理那個案件呢，是純粹按時間順序編排、由法庭文員去編排或怎樣？如果剛好編排由這個最有政治傾向的法官去審理與他有政治沖突的案件時，是否純粹巧合還是否別有用心？真的是這麼巧合麼？就算是巧合，機制上也很有問題。司法流程還有很多問題，包括上訴批核的機制及發言的機制，是否完全不帶個人主觀判斷？又例如時間審理的安排，有些案件很快，有些卻拖到很久，是否背後是有動機，令到有些人判刑幾個月而不能及時參加立法會補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