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幾乎可以說，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1984》無意間成為了中國政府地藍圖。吊詭的是，這種全面監控的手段還受到了中國大部分民眾的歡迎。整套監控體系都是在反腐敗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因此對於那些早已習慣缺乏自由、習慣了國家掌管一切的中國民眾而言，監控體系相當不錯。他們感到能為抗擊裙帶經濟、犯罪行為等做出貢獻。畢竟，一個良民沒有理由去反對監控體系，因為他應該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
隨後，作者盤點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運用，並與歐洲國家越來越嚴格的監管措施進行了對比，筆鋒一轉詰問道：難道我們西方就做得比中國更好嗎？「中國也許正在模仿奧威爾筆下的反烏托邦，西方則傾向於打造一個官僚和技術專家組成的政治體制，公民的自我責任、自我決定將由監管、他人代做決定所取代。和中國類似，這條道路也被宣傳為一場鬥爭：與恐怖主義的鬥爭、與腐敗的鬥爭、與犯罪行為的鬥爭，或者是與不符合集體主義理念之行為的鬥爭。已經有相當多的民眾自願走上了這條道路，畢竟，所謂無可指摘的公民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嚴重限制公民權利的措施被宣稱為抗擊新冠疫情的必要手段，比如限制集會自由、限制出行自由的措施。而在法律框架之外，人們還以疫情為理由，去指責那些對防疫措施的合理批評，將批評者污蔑為白痴或者極端分子，將他們孤立。至於這樣的做法侵犯了言論自由，則沒什麼人關心。」
作者還抨擊了近年來歐洲政壇「過分追求平等」的思潮，認為這很可能導致自由權利被侵犯。他以疫情期間對中小企業的大量經濟補貼為例，指出這有可能催生蘇聯式社會主義中「無需努力就能享有福利」的弊端，最終傷害全社會的經濟基礎。
「西方國家應當回顧一下自己經濟異常快速增長的黃金年代，其關鍵要素為真正踐行自由市場經濟理念、注重競爭和個人權利，同時也沒有忽視社會保障措施。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曾經寫過一本題為通往奴役之路的著作，而西方已經在這條道路上。為了抵禦中國的霸權訴求，西方本應當明確地走自由主義道路，只有這樣才會擁有抗衡中國的實力。為了獲取這種實力，西方人需要自我責任、創新、企業家精神，反對中央集權，高舉自由市場經濟和競爭的大旗。這才是成功的秘訣，才是通往和平與繁榮的燦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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