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日陳啓天約雷震談話，陳啓天告訴雷震，他已經找陶希聖、谷鳳翔、陳建中等人談過，谷鳳翔不敢出面為雷震說話，陶希聖則認定過去發放傳單指他為漢奸是雷震所為，因此陶希聖對雷震「恨甚」。陶希聖又說，政府不敢和雷震進行談判，因為怕雷震不但不肯接受政府意見，甚至還會公開發表。
就此而言，陶希聖對於雷震的痛恨，比較真實反應了他的態度。相對的，谷鳳翔「不敢出面」的說法，則和雷震的認知差距甚大。雷震認為，除了軍方總政治部、警備總部之外，司法行政部部長谷鳳翔也介入其中。由於《自由中國》自一九五八年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年初，曾發表多篇文章大力抨擊谷鳳翔及首席檢察官延憲諒「奉命不上訴」事件，所以谷鳳翔便趁這次機會從中搗亂，進行報復。
至於陳懷琪事件在一九五九年得以暫且告一段落，主要還是胡適的協助。特別是胡適發表在《自由中國》的兩篇文章〈容忍與自由〉及〈胡適之先生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是胡適判斷情勢對雷震和《自由中國》「不容樂觀」，希望藉《自由中國》刊登文章表達立場，以化解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壓力。
雷震從一九五八年底開始，已曾多次致函胡適催討這篇以「容忍」為標題開頭的文稿。而胡適此前可能已經注意到強人威權體制的氛圍下，《自由中國》的言論面對到的問題。根據金恆煒研究考證，胡適這篇文章醞釀許久，最早或可追溯到一九五七年，胡適並曾於一九五八年間對胡頌平表示：「其實容忍就是自由：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一九五九年一月陳懷琪事件發生後，二月九日雷震給胡適的信中，更強調胡適發表文章有「支持」作用。胡適二月十九日給雷震的覆信仍未交出這篇文章，但就陳懷琪事件，胡適不客氣地指責自由中國社自始便對讀者投書的處理失當：
陳懷琪的原信就是不應該登出的……於用真姓名的投書人當然是很不利的，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當然也是很不利的……登出此信是大錯。登出全文更是大錯。用那樣的標題更是大錯……何況此種投書大有可疑，你們何以竟如此深信而不懷疑？……我勸你立刻找最高明的律師，把一切資料請他研究，準備吃官司，準備封報館。
胡適雖然寫信批評《自由中國》處理的方式，不過，他基本上還是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胡適在雷震第一次到地檢處應訊後，亦有所行動，他一方面請王雲五出來調停，一方面給《自由中國》寫了一封譴責的信。這一封致《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的信，落款顯示是胡適三月五日寫成。三月十二日胡適〈容忍與自由〉一文也終於寫成，送到雷震手中。
胡適寫信是希望《自由中國》刊登，透過被譴責以及文章處理方式的具體改變，包括讀者投書應用真姓名、真地址，最好不用不記名的「社論」，也要停止刊登容易被看作尖刻輕薄的「短評」，爭取國民黨當局不再透過陳懷琪事件強力壓制雷震和《自由中國》。由於涉及編輯方針影響雜誌的風格，雷震沒有決定馬上刊登這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