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藝術的力量根源於常民生活，文化傳承，不只是曲目、臉譜、唱腔、身段、走位等技藝流傳，還有靈安社配合地方迎神、社區參與的集體行動中，所展現的人情義理、扶老濟貧、世代教養等一脈相承的價值觀。這些綿長的價值傳承，除了垂直的世代教導，還有橫向的軒社應援，演出前拜館的禮數不能少，現場貼賞和鞭炮回禮更是公開的情義展演。賞金不只是賞金，面子不只是面子，內在是情誼交陪、行動換工，社與社的相挺與相撐。這些人際網絡的信任連帶，使子弟們自我約束的責任心與榮譽感，強過外在律法的懲處。
自發自律的民間力量，早已隨著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失去著根的土壤而漸次崩毀了。我想到解嚴後的台灣社會運動興起，自主性的民間組織在對抗迫遷、關廠、公害、性霸權等抗爭中，才慢慢重構失去的內部連結，並在街頭衝撞時，相互支援，建立外部連線。相隔十餘年，我在大學時期深受滋養的社運抗爭經驗，與文化學生在戒嚴時期參與的民俗活動，看似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性質迥異的社會實踐，但「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社運精神，卻隱隱然與子弟團傳承的集體價值觀有著共通的人情義理，在不同時代，以相同的協力方式流傳下來。那是集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共好世界觀，源遠流長。
二、野生的長得快，情深義重的組織工作
田野參與的厚度，有賴時間積累，蹲點蹲得夠久才得以榮辱與共、利害結合。
子弟戲被視為形式草莾、不入流，劇目封建、八股，對於嚮往新知的大學生，實在不具吸引力。大學生流動性高，課業、考試、戀愛、畢業等都可以是中斷參與的理由，但「大學生靈安社行動」仍延續了十年之久，期間甚至有五、六年密集表演的盛況。出陣、擺場、外台演出，老子弟負責架台伴樂，大學生扮妝擔綱表演，關鍵在於高密度的組織工作。實踐起來，就是一連串的實幹、肯操、耐煩，鍥而不捨。
拜師求藝，彼此間都在測試信任感。大學生願意留下來接受沒有學分誘因的鍛練，師父功夫要夠紥實，徒弟所學也要夠服氣才行。相對來說，靈安社要將文化學生視為自己人，也需要同甘共苦的實證。邱坤良細心記錄這個「自己人」認證的過程：文化學生第一次參與迎法主公、沿大稻埕舊街表演戲曲，長達三小時。那日遭逢天雨，子弟團堅持「靈安社的人不驚雨」，昂然走完全程，原有退縮之意的大學生也勉力冒雨奉陪到底。事後，靈安社施社長提起這場「拼氣魄」的演出時，總不忘稱讚：「文化學院學生也有氣魄。」那是大學生在備受「寵愛」之餘，首次從具體事例獲得認證，被當作得以同甘共苦的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