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在與台灣和其他盟國交往時將優先考慮「實質重於象徵主義」，其更廣泛的政策平台不會像上屆政府那樣強烈表達和苛求。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被提名人蘇利文在2020年5月寫道：「只要華盛頓在第一島鏈上保持強大的軍事地位，地區大國──從越南到台灣再到日本──都將試圖抵制中國崛起，而不是遷就中國崛起。」由此可以推斷，美國將幫助台灣加強不對稱作戰能力，強化台灣對北京的防禦嚇阻──此即問題的「本質」。此外拜登政府在與台北發出官方信號方面將更為節制，以免在地緣政治熱點煽動直接衝突，亦即淡化「象徵主義」。
對兩岸關係，拜登偏向「戰略模糊」、保持現狀
雖然拜登不打算使美台官方關係正常化，不過他長期以來都傾向對台灣「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和保持兩岸現狀。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台灣人民來說，都是令人放心的。在感到台灣命運未定且無人照管之後，出現了恢復穩定的前景──三方將會根據兩岸現狀設下的界線謹慎行事。
不同政治光譜立場的美國人目前共同贊成的一件事情是，堅定支持對中強硬政策。美國將極有可能就侵犯人權和不公平貿易行為方面，持續向中國施加壓力。預計不會在短期內迅速取消制裁，而科技脫鉤（尤其是在半導體行業）和關稅將暫時保持。現階段，拜登若全盤取消川普的對中政策，其國內政治資本代價對於新政府而言還是太昂貴。
在美中脫鉤過程中，台灣已成為主要受益者，這有兩個原因。首先，美國一直鼓勵企業把供應鏈從中國內地轉移到台灣和印太其他盟國；第二，這是台灣將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轉移到其他地方的好機會，從而降低政治不確定性的風險。這兩種趨勢都有可能繼續。
由於美中衝突的根源在於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變化和兩國之間國力差距縮小，因此拜登擔任總統之後，美中緊張局勢和競爭也難以解決。但是有鑑於川普主義的特殊性，拜登將嘗試以三種重要的方式調整其對中政策。
首先，戰略鷹派將勝過重商主義經濟鷹派。美國將更加重視戰略安全，關稅不會成為與中國打交道的主要手段，重點將放在減少貿易逆差、保護智慧財產權，反對強迫技術轉移，以及開放市場。其次，將給予美國的傳統與戰略盟友更多支持。第三，美國將就許多議題尋求與中國合作（例如環境保護、氣候變遷，對抗新冠肺炎大流行）。但就算發生這些變化，美中關係也不會因為印太地區的權力動態變化而「重新開始」或「重開機」。
「國民黨傳統藍」與反共心態的國民黨青年世代
美中強權競爭的一部分，也是台灣「國民黨傳統藍」向具有反共心態的國民黨青年世代權力動態轉移的結果。國民黨傳統藍希望將政黨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盟友」，並將其視為中國合法當局和中共的競爭者。國民黨青年世代則為了國家安全，把自己視為美國的「民主盟友」，同時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框架下與中國大陸交流，此一術語已成為「規避風險」的流行語。此外，國民黨內的傳統主義者最終目標是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而年輕一代則將統一視為一種潛在選項，維持和平現狀才是最重要的。國民黨青年世代認為統一的可能性不大，不過實現統一的大門並非緊閉。這種政策立場造成了一種戰略模糊，吸引重視安穩與經濟的選民，因此國民黨較不反抗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