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台灣社會的長輩們身上有許多東西是年輕人可以學習的，但大概不會包含如何進行社會運動這一項。反年金改革運動當然是一場社會運動，儘管它與一般社運分子大多由年輕學生或弱勢族群組成的印象有些不太一樣。不論反年改運動給予社會大眾的觀感如何，它的成員絕對擁有進行運動向政府表達訴求、捍衛自身權益的權利，只要台灣社會還自稱是一個民主社會就必須同意這點。那麼為何在世大運一役後民意開始對反年改運動產生了較強烈的負面觀感？
很多人的批評會從一個如此盛大的國際活動不適宜抗議、這種行為很丟臉這樣的「國際觀點」，以及一個運動賽事的主角是運動員，不宜干擾這樣的「運動精神觀點」出發。擁有這兩種性質就應該讓世大運開幕這個活動有著神聖的抗議活動豁免權嗎？對於社運成員來說，爭取媒體的鎂光燈以求對執政者施加壓力本來就是運動過程的一大重點，而國際活動更能吸引更多數量及不同觀點的媒體，沒有不積極趁機表達訴求的理由；君不見每次G20高峰會場外的抗議活動幾乎已成為了一種傳統，沒有抗議人士的國家反而才是有問題的，因此筆者不認同這種行為會使台灣在國際上丟臉的說法。運動賽事遭遇抗議的例子雖然較少但也不是沒有，2016年里約奧運的聖火在傳遞時遭到抗議人士干擾而熄滅，整個賽事期間在場館及選手下榻的飯店都不斷有抗議活動進行。如此激烈的運動起因在於巴西政府在財政緊繃的情形下為了籌備奧運而積欠公務人員薪水、縮減警政人力使得原本就不低的犯罪率更加惡化，甚至為了趕工發生十數起建築工人死亡的事件。許多巴西民眾完全不支持奧運的舉辦，認為政府為了做這場秀忽略了愈加艱困的民生問題。里約奧運抗議者對政府不滿的正當性以及抗議內容與場所的關聯性顯然得到較多民眾與媒體的認同，那麼反年改運動又是如何呢？
筆者認為反年改團體有闖入世大運開幕儀式抗議的自由，相對的他們也須承擔後果。一場本身民意基礎就偏小的社會運動，利用干擾一個社會中不分黨派及立場的民眾都有所期待的盛事來傳達訴求，之後會受到什麼樣的評論不難想像。其實反年改團體握有的時間、金錢、人脈、話語權等等各種資源幾乎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各個社運成員都難以企及的，若好好利用的話或許大有可為；所以筆者建議該運動的組織者或許可以借鏡台灣近年較成功的社會運動，觀察彼此在手段、目的、聲望、正當性等等各方面的不同以理解兩者在媒體及民眾之間獲得的評價為何會有所差異，進而導致運動的成敗，不失為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
＊作者為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