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少輿論呼籲要對造成危機的銀行施加懲戒，但最終並無銀行家遭到關押，相關改革也幾乎沒有影響到銀行持續靠投機獲利：在二○○九與二○一六年間，高盛以兩千五百億美元的營收淨額，達成了六百三十億美元的淨利。光是二○○九年，高盛就創下了一百三十四億美元的獲利。雖然美國政府拿納稅錢拯救了銀行體系，他們卻沒有膽子去要求銀行為自己的高風險行徑付出一筆費用。能夠把錢拿回來，對銀行來說真的是令人開心的事情。
金融危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要是將布蘭克范的大言不慚回推到半個世紀前，就不是那麼常見了。在一九六○年代之前，金融業並未廣泛被認為是經濟體中「具有生產力」的一員。金融業此時的重要性，被認為是在於轉移既有的財富，而非創造新的價值。事實上，當時經濟學學者堅信金融業扮演的只純粹是輔助的角色，以至他們甚至沒有把包括收受存款與放出貸款在內的大部分銀行業務，列入經濟商品與服務價值的計算裡。當時金融業只能以「中間投入」（intermediate input）的身分，悄悄計算入國內生產毛額（GDP）裡，代表銀行在當年只是各產業中的配角與助手，真正的價值創造者另有其人。
到了大約一九七○年前後，事情開始有了變化。國民會計──用統計學來呈現出經濟體規模、組成與走向的工具──開始將金融業納入GDP的計算，讓金融業也開始對經濟體中的商品與勞務總值有所貢獻。伴隨會計上的這種改變，金融監理的自由化也與其他發展一起讓管制變鬆，由此銀行能借多少錢出去、能收多高的利率，還有能賣的金融產品有哪些，都變得較有空間發揮。集合起來，這些變動會從根本上左右金融業的行為模式，並提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力。金融業不再是個老成持重的行業，反而變為優秀人才想一躍翻身的龍門。事實上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推倒之後，東歐部分的頂尖人才就跑到了華爾街工作。金融業自此壯大，自信也不可與過往同日而語。他們開始肆無忌憚地透過遊說來增進自身的利益，並對外宣稱金融業是財富創造中不可或缺的一塊。
時至今日，事情已經不再只是金融業大或小的問題，也不再只是金融業成長如何超車非金融業（如工業）的問題，而是金融業對經濟體中其他成員的行為會產生何種示範。要知道，非金融業裡有很大一部分都已經出現了「金融化」的情況。金融操作與催生出的心態，瀰漫在產業之間，於是企業經營者會選擇把高比重的獲利拿去實施庫藏股，這可以炒高公司股票、股票選擇權與高階主管的身價，而不會把錢用於投資公司的長遠未來。美其名說這叫價值創造，但事實往往相反，如同金融業內部的常態──價值萃取才是這種行為的本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