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七五到二○一七年間，美國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也就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的經濟規模──大致從五點四九兆美元成長到將近三倍的十七點二九兆美元。在此期間，生產力成長了大約百分之六十。但從一九七九年以來，絕大多數美國勞工的實質時薪基本上停滯不前，甚至不進反退。換句話說有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一小撮菁英擷取了幾乎經濟成長的所有果實。這是因為他們的生產力比起其他社會成員要大上很多的關係嗎？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主張誰會說故事，誰就能統治世界。他最偉大的作品《理想國》（The Republic）在某個程度上是一本指南，一本告訴人該如何教育理想國領袖──「保護者」（the Guardian）──的指南。而我的這本書，質疑的是關於那些老生常談、現代資本主義中的財富創造者；質疑的是哪些經濟活動具有生產力，哪些不具有生產力；這本書既在質疑價值創造從何而來的故事，也在質疑這些故事是如何發揮其影響力，讓少數人得以以價值創造之名，萃取不成比例的經濟價值到自己手裡。
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故事背景或許不同──主角有的是金融業、有的是大藥廠，有的是科技業巨擘──但他們自我介紹的臺詞都如出一轍：我在經濟體裡是格外有生產力的成員，我從事的活動可以創造財富，我勇於承擔高風險、所以我值得比單純受益於活動外溢效應者獲得更高的所得。但萬一到了最後，這些說法被證明了只是故事而非事實呢？萬一這些話術被創造出來，只是為了合理化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只是為了讓少數人能說服政府與社會他們應該大口吃肉，其他人只能喝湯吃渣呢？
二○○九年，洛伊德．布蘭克范（Lloyd Blankfein）以高盛執行長的身分宣稱「高盛人放眼全球是最具生產力的一群」。但就在前一年，高盛才在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中難辭其咎且責任重大，美國納稅人必須皺著眉頭掏出一千兩百五十億美元來為其紓困。有鑑於這家投資銀行不到一年之前的慘烈與拙劣表現，布蘭克范還能把這種鬼話說得臉不紅氣不喘。在二○○七年十一月與二○○九年十二月之間，高盛一共資遣了三千名員工，獲利也一落千丈。高盛與若干同業遭到了罰款，但罰款金額相較於日後的獲利，實在很難說是有多高：高盛被罰了五點五億美元、摩根（J. P. Morgan）被罰了二點九七億美元。而高盛後來的獲利，有一部分正來自於他們──與其他投資銀行跟避險基金一起──厚顏無恥地做空那些他們一手創造出來，而且還鬧出這麼大亂子的各種投資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