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差異：集體 vs 個人
我國從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與蔡英文以來，受到華人傳統影響，對於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具有期待與依賴，且即便是受到西方政治思潮影響的台灣，仍舊十分強調集體主義的社群觀念，進而形成對於權威的崇拜，以及個人權利若會了社會公益應當受到限制，正如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台灣與歐美宛如平行世界，當歐美各國還在爭吵是否該戴口罩時，我國各大場所人民早已配戴上口罩。
美國的政治文化探討面向十分廣闊，但簡單來說，普遍而言具有一種「權力侵犯之戒懼」，當個人權利與社會公益衝突時，若沒有迫切需要，並不會服從於社會公益，而仍舊主張個人權利之重要性。如此之政治文化特點正宛如洛克之社會契約論中，全體社會人民都能憑藉理性作為，形成一個錦然有序的社會，唯有在少數領域與狀況下需要公權力之介入，人民簽署社會契約，將公權力行使權交予政府，但不得過度擴張。
如此一來，社會運動的形成在不同政治文化之下有著不同動機，在台灣，若非不得已，否則動用龐大資源進行運動以抵抗權威是一項十分困難的事情，而在美國，為了維護個人權益，社運的開始往往更加激烈。
運動性質背景差異：318學運 vs 挺川抗議
承接上述，318學運的開始是源自於國族認同危機，由於《服貿協議》牽涉到台灣與對岸各層面之交流，在社會存有疑慮、朝野未有共識時，時任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僅花30秒宣佈完成內政委員會審查，引發學生抗議審查過程過於輕率。當時執政黨在得以注意程序而未注意、得以與社會溝通而未妥善溝通的情況下通過如此重大之議案，因而遭到社會動能反彈。
本次華盛頓挺川抗議則是在政府進行總統選舉人團投票清點的過程中強行闖關國會，不僅不尊重憲政機關，更沒有實質正當性實行公民不服從，難以與318學運相比較。川普支持者多會提出「選舉舞弊」為由，來作為闖入國會的正當性，然而「選舉舞弊」與否應當由同樣作為憲政機關的司法權來審判，事實上，川普自從十一月以來不斷公開發表「選舉遭竊」、「民主黨舞弊」的言論，在沒有任何證據支撐下，煽動群眾，讓其支持者奉為真理。
換句話說，這次華盛頓的事件與其說是公民運動，不如說是民粹主義影響下的民主衰退跡象，當人民遇到跳過政治菁英直接煽動群眾的民粹政治人物，變得對於憲政機關的國會殿堂如此不尊重，不遵照民主程序審查選舉是否舞弊，而強行干擾重大的票數清點程序，不論如何，都是不合理、不正義的。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