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雲章則認為，跑這條新聞的記者應該要先了解結構是什麼，她說記者如果缺乏對移工背景的認識，很容易就被消息來源帶著走，而無法問出對的問題。再加上記者權益被壓迫，各種發稿機制、點閱率、KPI、週報表等，所以如果記者在處理這則新聞時採取比較極端的說法，就越容易被點擊。因此她也提醒閱聽眾要意識到新聞背後的脈絡，以及新聞報導如何被產製。
曾跑過阮國非新聞以及專訪阮國非父親的記者許詩愷也分享他的看法，他說自己在處理這則新聞時，會提醒自己避免落入刻板印象的框架中，並想辦法取得更多更深入的說法。在專訪阮國非父親的部份，雖然是一則獨家新聞，但他十分難過，他想藉由專訪告訴大家阮國非也是一個人。許詩愷與現場的記者也表示，有許多線上記者仍在追蹤這則報導，因此，希望大眾多給予一些時間。
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也在事件發生後做出說明，他們提出了三點分析，來反省警方的用槍訓練、設備與相關的生命教育。除了以上的說明，現役警官的蕭仁豪也表示涉及偵查不公開的原則，無論是這起事件中的現場的畫面，還是其他警方取締逃逸移工的畫面，都是不應該公開的。他認為有些警方礙於業績以及曝光的壓力，將密錄器畫面流出給媒體，或是通知媒體來拍攝取締畫面，都是警方媒體素養不足所造成。
當被詢問到警方內部的聲音，他表示警方也有許多困境，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一直都想討論用槍的問題，但他說這很困難，當一個人站出來質疑，就很像背叛了群體。然而在此事件中，他表示有些教官認為開九槍太誇張，所以願意公開出來談，但好像沒人在意他們的說法，他直言不知道這是媒體的問題還是大眾的問題。
討論到媒體對大眾的影響，其實移工也知道媒體與大眾對他們的不友善。長期幫助外籍移工的神父阮文雄說：「如果主流媒體能讓移工感覺到媒體在關心他們，也許他們的困境就能被改變」。他說之前曾有一個案例是宜蘭蘇澳的移工被仲介關起來，一天只供一餐，生活環境很差，阮文雄試著向當地政府求助卻沒有得到回應，於是他轉而向媒體揭露此事，當事件曝光後，這個狀況就馬上獲得解決。
阮文雄說台灣是個人權國家，一定要改善目前移工在台所面臨的問題。他在民間團體的經驗顯示，民間團體的角色非常重要，像阮國非的事件，如果不是民間團體的幫忙，此事件就無法浮出檯面，阮國非的爸爸也無法得到更多關於兒子死亡的消息。阮文雄用他鏗鏘有力的聲音對現場說：「我要強調民間團體要更強，媒體也是，不然會為了滿足多數人的好奇心，而提供一些不一定正確的資訊。一個健康的媒體，要你們更積極的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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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專案企劃。本文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授權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