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不否認《我》片也有propaganda（政治宣傳）的成份在──電影中淡化光州民眾暴力抗爭、擁槍的史實，將抗爭「浪漫化」──但「始終是個言論開放的社會，電影可以公開被評論，」家明認為這就是韓國政治片和中國《戰狼》一類的政治電影不同之處。
由「十年電影工作室」獨立製作的電影《十年》獲得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
家明認為香港有機會做出《我》片一類的政治片，因為2000年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合拍片越來越多，香港有一批觀眾不滿意合拍片「講的不是香港故事」。
去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政治電影《十年》，「雖然拍攝水平沒達標，但創造了一個市場，反映觀眾想看與香港有關、甚至反映自己心聲的故事，」家明說。
但家明也點出香港的困難之處──就算導演自己不去中國大陸拍電影，但投資公司、或是合作的電影人都有可能在大陸工作，比起台灣，香港電影人有更多顧忌。
《超級大國民》說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人生故事。
台灣與韓國的民主化歷程相似，被譽為經典的政治電影是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以及1995年萬仁導演，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超級大國民》。
台灣電影沉寂過一段時間，2008年因本土題材的《海角七號》再度帶起「國片」熱潮，在一些電影中能看到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的片段，但以政治歷史事件為主題的片仍不多見。
萬仁對BBC中文回憶拍攝《超級大國民》時遇到的困難──因為台灣對政治電影有禁忌，難以籌到資金，他不得不拿自己的房子去抵押。
萬仁表示，自己已經為了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電影籌備十多年，但最大的困境是片商認為政治片不賣錢、或考量到中國市場而不願意投資。身為導演，不管是哪一個政黨的資金，只要是「政策片」，他都不可能接受。
雖然籌備時間長，但萬仁的態度仍正面樂觀，他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史料公諸於世，會為電影提供更堅實的事實基礎來面對「歪曲史實」的批評。
再加上《我》片在台灣熱賣，片商對政治片的看法可能會改觀，「也許是政治片的一線生機，」萬仁說。
韓國為何能拍出賣座政治片？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片中的德國記者進入被政府封鎖的光州採訪。
「韓國因為朴槿惠的醜聞，社會氣氛不同了。民眾會覺得，對政府不滿就要表態，要修正歪風、反省獨裁統治。」鐘樂偉對BBC中文說。
朴槿惠是朴正熙的女兒，政治傾向上被認為是保守派。她在任期間，強推國家統一編定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引發抗議。批評者認為國編版淡化獨裁政權壓治民主化運動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