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香港譯《逆權司機》，未正式上映的中國大陸譯為《出租車司機》，以下簡稱《我》片）八月初在韓國上映，觀看人次在一個月多月內衝破1200萬，相當於韓國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一。不僅成為2017年韓國票房冠軍，也將代表韓國角逐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
電影以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真人真事改編，男主角金四福（Kim Sa-Bok）是一名在首爾獨立撫養女兒的計程車司機，他原本看不慣「整天示威不務正業」的學生運動，但為了十萬韓圓的報酬，他載德國記者彼得（Peter）進入已被政府封鎖的光州，金四福也在親眼目睹抗爭後同情民眾，進而幫助彼得完成採訪任務。
兩岸三地反應熱烈
《我》片9月初在台灣上映首周票房即破千萬新台幣，《逆權司機》9月中旬在香港上映至今，票房也不俗。
《我》片在中國大陸沒有正式上映，但透過不同管道觀看的網友紛紛發表心得，不少評論明指暗喻六四天安門事件，也有網友問：「中國何時能拍出一部講天安門事件的電影？」該片在滿分10分的豆瓣電影評分得到9.1分，但周三（10月3日）豆瓣電影關於《出租車司機》的條目和評論全被刪除。
光州事件
透過政變上台的軍人朴正熙於1979年被暗殺，結束18年獨裁統治。韓國被壓制的民主呼聲再次高漲。但朴正熙遇刺後留下的全力真空很快又落到軍人全斗煥手上。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韓國南部全羅南道的光州市市民自發抗議，要求民主化。全斗煥封鎖光州、派空降部隊和坦克車鎮壓平民及學生，抗爭後期民眾武裝反抗，但終究不敵軍方。
政府控制媒體，將示威者標籤為暴民、朝鮮間諜或共產黨。事件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確切傷亡人數未有定論。
全斗煥於同年9月就任總統，持續高壓專制統治，外國媒體對光州事件的報道也被政府撕除。在民意強烈要求下，1995年金泳三總統執政期間，國會通過特別法，光州事件受害者在1996年得到平反。
當時下令鎮壓的兩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及十多名軍事將領，被以叛亂罪與內亂罪、集體屠殺罪判刑。
中港台有可能嗎？
用本土題材講本土議題，在中國大陸可能沒有人有勇氣拍，但還是有空間用韓國電影反思中國大陸，「韓國政治電影和中港台發生的事也可以有共鳴，」研究韓國流行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講師鐘樂偉對BBC中文分析。
香港影評人家明對BBC中文說：「（中國大陸）一定要政治氣氛不同了，甚至政黨輪替，有了民主選舉，政權受到民眾及媒體監督，才有機會拍這種政治禁忌題材的電影。」
家明不否認《我》片也有propaganda（政治宣傳）的成份在─電影中淡化光州民眾暴力抗爭、擁槍的史實，將抗爭「浪漫化」─但「始終是個言論開放的社會，電影可以公開被評論，」家明認為這就是韓國政治片和中國《戰狼》一類的政治電影不同之處。
家明認為香港有機會做出《我》片一類的政治片，因為2000年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合拍片愈來愈多，香港有一批觀眾不滿意合拍片「講的不是香港故事」。
去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政治電影《十年》，「雖然拍攝水平沒達標，但創造了一個市場，反映觀眾想看與香港有關、甚至反映自己心聲的故事，」家明說。
但家明也點出香港的困難之處─就算導演自己不去中國大陸拍電影，但投資公司、或是合作的電影人都有可能在大陸工作，比起台灣，香港電影人有更多顧忌。
台灣與韓國的民主化歷程相似，被譽為經典的政治電影是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以及1995年萬仁導演，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超級大國民》。
台灣電影沉寂過一段時間，2008年因本土題材的《海角七號》再度帶起「國片」熱潮，在一些電影中能看到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的片段，但以政治歷史事件為主題的片仍不多見。
萬仁對BBC中文回憶拍攝《超級大國民》時遇到的困難─因為台灣對政治電影有禁忌，難以籌到資金，他不得不拿自己的房子去抵押。
萬仁表示，自己已經為了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電影籌備十多年，但最大的困境是片商認為政治片不賣錢、或考量到中國市場而不願意投資。身為導演，不管是哪一個政黨的資金，只要是「政策片」，他都不可能接受。
雖然籌備時間長，但萬仁的態度仍正面樂觀，他認為近年來愈來愈多史料公諸於世，會為電影提供更堅實的事實基礎來面對「歪曲史實」的批評。
再加上《我》片在台灣熱賣，片商對政治片的看法可能會改觀，「也許是政治片的一線生機，」萬仁說。
韓國為何能拍出賣座政治片？
「韓國因為朴槿惠的醜聞，社會氣氛不同了。民眾會覺得，對政府不滿就要表態，要修正歪風、反省獨裁統治。」鐘樂偉對BBC中文說。
朴槿惠是朴正熙的女兒，政治傾向上被認為是保守派。她在任期間， 強推國家統一編定版本的歷史教科書 ，引發抗議。批評者認為國編版淡化獨裁政權壓治民主化運動的行為。
鐘樂偉分析，《我》片除了劇本本身感人之外，社會氛圍也是吸引觀眾進入戲院的一大因素。
鐘樂偉進一步說，韓國是個「泛政治化」的社會，韓國民眾不會抗拒以歷史、社會事件為題材的電影，一些社會案件─例如光州聽障學校學生集體被性侵案拍成《熔爐》、華城連環殺人事件拍成《殺人回憶》─因拍成電影而廣為人知，甚至促成案件的重審、修法。
人權律師出身的現任總統文在寅也出席《我》片放映。鐘樂偉認為，如果《我》片在朴槿惠在任時上映，「也許會遇到一些麻煩」。
韓國民眾自2016年年底，連續幾周舉行集會，要求朴槿惠下台，集會人數最高達到170萬人，是1980年代韓國爭取民主化運動以來最大規模政治集會。
在台灣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開設「韓國轉型正義電影評析」的兼任講師朱立熙對BBC中文說，正是這股民氣，造就了《我》片的超高票房。
「民主化造就韓流」
「要是沒有民主化就沒有韓流，」同時也是高雄市人權委員會委員的朱立熙對BBC中文說。
1997年，出身反對黨，在專制時代是政治犯的金大中，經由民主投票成為韓國總統，韓國第一次政黨輪替，被視為「真正落實民主化」。
1998年，金大中廢除電影審查制度，並希望藉由文化來改變韓國的國際形像，因此孕育了「韓流」。
韓國電影界從專制時代有一幫「敢言」人士打破禁忌發聲，到民主化之後，電影界體認到創作自由讓韓國電影享有國際能見度，因此儘管政府間接打壓，韓國電影業依然蓬勃發展。
「朴槿惠時代對電影圈的控制很大，他們就更去拍，用電影去控訴。所以過去九年，政治電影更蓬勃。」鐘樂偉說。
自由派政府金大中、盧武鉉主政期間，政府對電影的限制較少。
保守派總統李明博、朴槿惠在任期間，雖然不能直接審查電影內容，但政府會從資金上施壓。韓國戲院多由大財團掌控，親政府的財團也會限制敏感電影的上映場次。
世越號船難後，批評政府處理失當的演藝人員，被朴槿惠政府列入「黑名單」，指示政府對於名單上九千多人的拍攝援助和資金申請給予「不利待遇」。
《我》片飾演計程車司機的男主角宋康昊，因批評世越號及過往演出有關盧武鉉的電影而名列黑名單。
司機最後怎麼了？
《我》片德國記者彼得的原型是朱爾根‧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他的第一手採訪讓光州事件在西方世界曝光，光州市為他建了紀念碑。他在2016年去世，依照他的遺願，在光州葬有他的衣冠冢。
欣茨佩特在光州事件後一直尋找司機「金四福」，但「金四福」似乎是個假名。欣茨佩特終其一生沒能與他重逢。
由於遍尋不著金四福，《我》片中的金四福的家庭故事是虛構的。《我》片上映後，自稱是金四福兒子的人現身，他拿出父親與欣茨佩特的合影證明身份。
但他說「金四福」已經因為肝癌在1984年過世。
責任編輯／蔡昀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