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郭書君在〈我國農村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實證分析〉一文中指出：1999年至2003年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4%增長到2.7%，城市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7.7%增長到26.5%。雖然都在增長，但城鄉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開大學自2001年以來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農村新生的比例為30%，2007年這一數據為25%，2008年為24%，下降趨勢明顯。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近幾年的統計則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三分之一。
這種不平等源於相關制度設計的不公平。中國各大中城市約有700所左右的重點中學，相比於普通高中，這些學校擁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比如較多的教育投資，因而能擁有更好的教師、更加豪華的教育設施。這些學校宣稱其目標是培養最聰明優秀的學生，但一些學生借助家長的權勢與金錢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薦優秀生而免考直接進入名校。中國的精英大學常常與中學名校達成協議，大量錄取它們的優秀畢業生。2010年，具備這一協議資格的近90所大學機構通過這一途徑錄取的學生占招生名額的30%以上；上海復旦大學這一比例則近60%。不能否認，這些學校錄取的不少學生確實優秀，但其中不乏有學生家長通過賄賂學校的方式，從而使孩子獲得錄取資格。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承認，在2005年至2013年間，自己通過兜售大學錄取名額，共受賄2330萬元人民幣（按匯價折合，約為327萬美元）。
與其他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裡，為了國家發展經濟或者特定階層的利益，通過行政權力人為地集中教育資源而形成的「貴族學校」。這種優勢一直延續到現在，被輿論譏諷為「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制度設計，注定了農村青年（包括城市普通平民子弟）輸在人生起跑線上。2015年中國政府減少了重點高中以優秀生名義推薦直接上大學的比例，規定通過非高考途徑獲得大學錄取資格的比例不得高於5%，其餘的學生只能依高考成績錄取。但在中國社會階層固化、財富占有格局早成定局的狀態下，這種矯正無異於杯水車薪。
二、第二重社會不公：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
自上世紀末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種奇特的狀態，即GDP增速每年保持9%甚至兩位數的增長，但是，從2000年到2009年每萬元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就業人數從0.88人下降到0.16人，10年內下降了82%，其主要原因是國家的投資轉向無法長期拉動就業的土木工程項目。在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困窘中，大學畢業生求職的競爭變成了家世與背景的競爭，而不是能力的競爭。底層出身、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往往陷入一職難求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