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看戲的看門道，不會看戲的看熱鬧。《人民的名義》這部劇的要害不在於反腐，因為不管尺度有多大，也不可能將2012年以來的中國反腐成果如實再現於銀幕，比如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將家那16億鈔票與傳說中的巨大翡翠牆；不管如何編寫台詞，編劇都不可能去追問腐敗的根源源自制度與中華文化。
那麼這部電視劇抓住觀眾的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有上千種答案，就我而言，這部戲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通過「政治資源「與「政治平衡」兩個聽起來冠冕堂皇的關鍵詞，展示了中國極其惡劣的政治生態。
政治資源的前世：靠山與政治保護關係
電視劇裡反覆提到「政治資源」這一概念，劇中最先用這概念的人是漢東省公安廳長祁同偉，他評判別人在官場是否硬氣時，喜歡用「他有政治資源」一詞。他的老師、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一語點破：「你說的政治資源，不就是指政治靠山嗎？」
這部戲通過高育良與祁同偉兩個人展示了「政治資源」的重要性與代際傳遞關係。
高育良本是個漢大政法系的大學教授，他的從政有兩大機緣，一是趕上了80年代，即中共提拔幹部講究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之時，這是學者教授從政最佳的「天時」。江澤民、胡錦濤及兩屆中央及省領導就是這樣進入政壇的；二是遇上了「貴人」——當時的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梁群峰將他引入政壇，這是「人和」。
梁群峰退休後，高育良很快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為省委書記趙立春的兒子趙瑞龍批了月亮湖美食城與湖岸花園的項目，用自己掌管的公共資源為趙公子挖掘「第一桶金」開了路，納了投名狀，讓自己的政治資源得以長續，從此在趙立春的蔭蔽下步步高升，進入了省常委領導班子，擔任了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
高育良與其首席大弟子祁同偉的關係，反映了中國政治的兩條潛規則：一是資源的代際傳遞，二是中共黨內的政治幫派關係。
高育良與祁同偉有兩道羈絆：一是師生關係，二是高育良想報答恩人梁群峰的知遇之恩。高親口對祁同偉說，出於對祁同偉岳父梁群峰書記的報恩，他在祁同偉升遷的每個節點上，都適時讓祁得到提拔，最後做了至關重要的省公安廳長。在高育良看來，祁同偉雖然有不少缺點，但關鍵是靠得住，能為已所用。
祁同偉是農家子弟，在大學時期也曾經是像向日葵一般清純向上的陽光青年，更是學校重點培養的學生尖子，擔任學生會主席一職。但殘酷的生存法則讓他不得不被迫接受了梁璐父女強加給他的政治婚姻。
這類故事我知道不少，只是細節不同。劇中所述梁璐父親梁群峰為了女兒婚事將男方逼到山窮水盡這份上，我還沒聽說過。政治婚姻的男主角既是為了謀求政治資源而娶，當女方的政治資源枯竭或男方不再需要時，婚姻的存續也確實困難。這種通過婚姻謀求政治資源的現像多了之後，在經濟學中發展出一個細小分支，即研究資源的世代轉移。
資源世代轉移的大意是：資源的代際傳承關係可以通過父母與子女、還可以通過岳婿關係。祁同偉通過與梁璐的婚姻，以及自己與高育良的師生關係（包括高對其岳父的報恩心理），為身為農家子弟的自己經營了一份豐厚的「政治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