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不是美國，我們有妥協文化
儘管對美國右翼恐怖主義充滿了憂心和警示，但瑞典各方在討論後認為：瑞典不是美國，我們永遠不會落到美國那樣發生暴亂的地步。為什麼瑞典人會有這個自信？主要有這麼幾點：
第一：瑞典政治傳統不似美國兩極分化。
福山曾指出，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自上世紀90年代肇始，兩派美國人在稅率、醫療保險、墮胎、槍支和海外軍事力量使用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後來又被種族、民族、性別等問題取代。
川普上臺後，經常發表針對其政治對手的不實指控和侮辱性言論，攻擊民主的核心，成功煽動了部分美國人對國家體制和主流媒體的不信任，加深了美國的兩極分化，製造了更嚴重的分裂。
而瑞典卻有一個特別的政治傳統，即三個K：妥協，共識和準時。社民黨領導人說：「我們不是美國。我們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傳統。受到瑞典20世紀歷史的啟發，我們的妥協文化創造了世界上最和平與體面的社會之一。妥協而不是政治對抗。」
經過反省後的瑞典社民黨，為了使各黨都承擔起保衛民主的責任，邀請左右各黨人士坦誠對話，討論如何採取行動來保持公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他們一致認為：瑞典的民主永遠高於政黨分歧。學會尊重和理解對手，而不是兩極分化。這樣，瑞典就可以避免陷入當今美國分裂的困境。
第二，瑞典有調節貧富差距的福利制度。
釀成美國國會暴亂的另一個原因是，貧富差距過大引發反精英的政治民粹主義情緒。由於社會和經濟差距的擴大，國家對所有人的照顧不夠。
美國的公共福利在現代工業化國家中屬於墊底水準。在歐美發達國家中，美國對貧困人口的救助最少，既沒有為困難家庭設立低保項目，也沒給全體公民設立健保體系。全球化使很多工人失去飯碗，這就更加劇了美國的經濟不平等。
在美國國會暴亂中，有一位來自賓州的八個孩子的母親。她帶頭砸窗戶，現被通緝。據說她來自衰落的鐵銹帶地區，那裡很多鋼鐵廠被關閉了。可以想見，那一類貧困地區就成了培植極端主義的溫床。
因此瑞典社民黨說：為了不落到美國那個困境，我們應該繼續把福利，安全和工作放在首位。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對於現實挑戰的具體回答。
歐洲的福利制度來自基督教早期的濟貧思想。即使是歐洲右翼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哈耶克，也不否定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但是，自雷根時代吹起新自由主義資本經濟風潮，其沒有管制的資本主義在美國造成災難。
當然，瑞典也有貧富差距問題。由於政府通過社會福利開支，以累進稅率「控富濟貧」，有效地平衡了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福利制度完備的國家，人民有生存安全感，幸福指數比較高，因此可以倖免於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