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我們曾以集體行動與受政府資助的強大企業解決的問題，在自由派菁英眼中成了億萬富豪階級該幫忙解決的問題—我們有時將此現象稱為「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
比爾・蓋茲、理察・布蘭森（Richard Branson）、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馬克・祖克柏（MarkZuckerberg）、歐普拉（Oprah），以及不知為何總是一起被提及的波諾（Bono）—這些身價億萬的執行長與名人在我們眼裡，漸漸從各領域菁英、擅長賺錢的普通人，轉變為近似半神人的存在。2011年，《商業內幕》網站刊登了一篇清單文章，標題是「比爾・蓋茲拯救世界的10種行動」—它完美地濃縮了這個趨勢。這一小群富豪與他們各自的慈善基金會，得到了巨大的權力與責任，人們也將權力與責任的印象投射在他們身上。
單是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就價值400 億美元，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慈善組織。在非洲農業、傳染病與美國教育體系等關鍵面向，此基金會的勢力堪比聯合國（United Nations）與美國政府的重要機構。儘管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握有前所未見的影響力，其內部運作卻出了名地神秘，由比爾、妻子美琳達（Melinda）、父親威廉・蓋茲（William Gates）與另一位億萬富豪華倫・巴菲特做關鍵決策，任人唯親的作風與川普一家不相上下。值得一提的是，蓋茲的救世主形象並非從一開始就建立好，在1990年代，大眾普遍將其視為企業梟雄，他剝削員工、獨霸軟體業的行徑惡名昭彰。接著，蓋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自己重塑為全球英雄—一個能獨立修復棘手社會危機的超級英雄。誰在乎蓋茲是否有各方面的專業，誰在乎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的好幾個速效解決方案已經起了反效果？
蓋茲與其他億萬富翁救世主後來被稱為「達佛斯階級」（the Davos class），命名由來是瑞士每年在達佛斯鎮一座山頂舉行的世界經濟高峰會（World Economic Summit）。這是極為緊密的網路，聯繫了銀行家、科技巨富、和這些人關係匪淺的政務官，以及使整件事顯得光鮮亮麗的好萊塢影星。例如在2017年的達佛斯高峰會，歌手夏奇拉（Shakira）分享她在哥倫比亞的教育慈善工作，名廚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談到他減少糖尿病與肥胖症的計畫，蓋茲的演說一如往常地備受矚目，他與幾位合作伙伴宣布要花4.6億美元防治傳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