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掛在口上的是「你失敗是因為不努力」，這些新的菁英階級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科舉窄門，也就是鼓勵人們上大學，偏偏這是一個錯誤，這些讀過書的菁英用自己的方法是提供解答，但卻忽略了去問第一線的勞動者需要的是什麼，全靠一堆沒有真正從業的人員來指揮的結果是勞工的待遇越來越低，加上文憑成為發言的門票，真正勞動者的聲音不被聽見，結果是社會越來越撕裂並憤怒。只有現在會出現個人主義加上菁英主義的極致表現：認為不努力或沒有辦法努力是自己的錯，加以責備，認為沒有買保險是自己的錯，認為沒有估計風險是自己的錯，完全用知識和聰明去羞辱失敗或不幸者，這些人不只不幫助，並且加以落井下石。
這些受辱者是很大一群不被看見的聲音，美國的大學學歷持有者只有1/3，台灣的大專文憑則是900萬，大學以上則只有700萬，台美相差不大，雙方在這點很相像，強調聰明，強調努力就會成功，強調窮人或出生貧寒也可以考大學或是國考，有沒有經歷國家考試的人會劃分成兩個族群，認定國家考試是努力的方向，卻忽略了考試屬於利己，對社會毫無貢獻產出。更糟糕的是文憑加上聰明，成為了行惡的通行證，這些人配得政府資源，應該要給予更多保護，在美國就是華爾街，在台灣的話則是大到不能倒的財團，他們的利益由國家保護，收買媒體，包裝成精英，讓下一代的菁英認為「從政者應該也是要高等文憑」。
這讓菁英虐待自己的下一代，逼著上最好的學校鍍金，有錢有勢的人不只是要給孩子繼承財富和集團總裁，更要孩子擁有努力過後的文憑來證明「天賦異稟」，結果是青少年的精神疾病、成癮及壓力過高，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這限縮了孩子對於世界的探索和接觸，變成只有被設計好的一切備審資料。
最後自然選出了一樣「名校畢業出現的總統及官員」，而學歷制度和考試制度也導致了官員的平庸，對話流於各種資料來資料轟炸，卻沒有辦法從第一線工作者身上找出最有利勞工的方案，能夠上台的都是學者，而非真正的從業人員，數字管理的結果是由上而下的更加苛刻。
同時因為菁英制度養成背景，政治人物越來越不願意公開表示自己的中心思想，大多數高學歷菁英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是某領域博士，習慣使用技術官僚語言，對民眾說「資訊不足」然後開啟會議討論，高學歷知識分子的在養成的過程裡面習慣於「找尋資料」，顯示出來的就是模擬兩可，四平八穩，離基層者越來越遠，清潔員、社區醫生、護理師、保護社工的待遇越來越差，地方的消防、警察裝備也沒有辦法給齊，結果是佔社會最大一群的人們被遺忘了，社會越來越少重視他們的存在，每一次公共服務的改革和經濟方面的措施都減少了他們的權力，導致這些工作不只收入降低，也沒有相對應的尊嚴和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