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正如中國婦聯在統計中所指出，家暴執法中存在認定難、取證難等問題。這是因為：在特定關係環境中，暴力鏈之中的人們已經形成特殊的情感關係與紐帶（譬如出於反復的原諒、憐憫或親子關係的考量，甚至是出於親友或家族之中的壓力等）。以馬金瑜事件為例，面對公眾的何以「數次擱置」離婚事宜的質疑，不得不指出是因擔心「安全問題」以及「三個孩子的撫養權」。
而在筆者所接觸的德國精英家庭的家暴中，被受害者遲遲不願報警，則是基於擔心孩子的成長心理、以及踏入政壇的施害者丈夫的聲譽。
尤其複雜的是：家庭暴力常常涉及不同的參與者和目擊者，而犯罪者、受害者和證人的立場都有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這一科學常識有助於瞭解：為什麼馬金瑜及札西都先後指證／回應當地存在其所目睹的家暴事件（保姆），但貴德縣隨後發佈的官方調查卻堪稱「完美」，甚至出現與馬金瑜指證截然不同的、相關「證人」及當事人針對家暴現象矢口否認的局面。
正因家暴問題如此難以伸張正義，德國社會學者們呼籲，應進行廣泛的科學討論以及針對具體個案加深瞭解。其中，科學辯論的的在於「社會授權」，即產生並普及知識，以有效減少及預防家暴、並對受害者提供實質性幫助。因此，在馬金瑜事件中，不管是從愛情婚姻⻆度指責其為不切實際的「浪漫女文藝青年」，還是從其背負的電商微店經營債務⻆度質疑其出發點，都對家暴問題本身於事無補。
而從物質環境、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等方面嘲笑其跨階層戀愛的「失敗」，則更是落人了「偽女權主義」的陷阱：在那裡，女權自動與資本、市場相迎合，或以並肩於男性的個人高薪為單一成功標誌，而這恰恰就是父權制體系所期待的敘事規範。
2. 現有法律體系是否能解決家暴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家暴立法中，中國與韓國均屬於僅次於歐英美等地的准先進地帶，並且中國為意義深遠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1995年）舉辦地。這折射了家暴問題所牽涉的關鍵點，即現有法律體系針對受害人的保護是否迅速而到位？
在拉姆事件中，儘管拉姆及姐姐卓瑪多次向警方報警，但警方一直將其當作「家務事」處理，並未對施暴人採取任何懲戒措施；而當其帶著傷勢向當地婦聯求助時，據卓瑪聲稱，也因「其他女性的情況更糟」而未得到任何積極回應。
在馬金瑜事件的微博之下，也有家暴受害者分享個人經歷：當地婦聯面對家暴投訴的建議是「調解」或由受害者「起訴離婚」；而當其不堪騷擾報警時，本著「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態度，「出警速度會很慢」，「不出人命就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