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說的正是政黨政治的正確觀念:「不要只問黨派,不問是非」。因為黨員不只是黨員,更是國民,而且國民優先於黨員,國民的公是公非優先於政黨的私是私非。立委雖是代表政黨質詢,卻不表示質詢就要口出惡言、「為反對而反對」。
政黨更不應要求黨員背離國民的公是公非(即對各種普世價值及公共之善的良知反應),只遵循政黨的私是私非,大玩「良知有罪」戲碼。這種「黨意」及「黨領導人之意」高於一切,就是極權獨裁的「黨國」特徴!而全世界玩弄「良知有罪」戲碼最徹底及持久的,就是中共「黨國」!
中共統治下的「良知有罪」,從延安時代的「整風運動」(1942到45)就已開始,要全面清除中共黨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建國後,毛澤東又於1951年發動思想改造運動,「以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和正義感,使之產生原罪感及負罪感。」
1957年再進行反右運動,把全國五十五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在生活、工作和身心上予以不人道摧殘,整個社會的道德開始敗壞,「阿諛奉承、說假話、出賣朋友、告密、落井下石等,受到鼓勵和奬賞;敢於直言、堅持信念、正義感、忠於友誼等,都受到打擊。」這種道德敗壞在文革期間更嚴重,之後略微鬆弛,至習近平(習特勒)時代又進入另一高峰。
《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回顧父摯輩親歷及自己見證的中共統治史,曾下結論道:毛澤東一腳踢開國家憲法,在一個被稱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度裡,全面復辟封建專制,最後退到一個人說了算的個人獨裁統治。
萬萬沒想到,這種獨裁竟然像一份珍貴遺產,被以後幾代中共領導人和決策層保留繼承下來。毫不過分地說,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所有的黑暗,都與「這份珍貴遺產」相關、相連、相通。
舉近年大家最熟悉的「良知有罪」例子,就是劉曉波。他因連署施行民主法治的「零八憲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關押期間,他榮獲諾貝爾和平奬。這極大觸怒了中共,大肆指摘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給壞人頒獎,是對和平獎的褻瀆及下流行為。」中共還對挪威展開一連串報復,指責「把奬頒給劉曉波,是鼓勵中國境內的犯罪,也是對中國司法權的侵犯。」
中共並為此將劉曉波關押至肝癌纏身而死,無論各國政府、人道組織如何鄭重呼籲,依人道原則讓他出國醫病,中共皆充耳不聞,還斥責他們干涉中國內政。同時他由肝癌末期至死亡,所有訊息更是全面封鎖;死後遺體也被強迫火化、海葬,無視家屬保留遺體的強烈要求。
劉曉波的「良知有罪」在全世界看來,其實什麼罪也沒犯,如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說的「他從未犯下任何罪行,僅僅是行使他的公民權利。針對他的審判與囚禁都是不公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