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或者皇權時代，知識份子執掌著社會道德精神，同時執行著政務體系，儘管也是多被皇家工具性使用，但相對還是有一份獨立性，畢竟皇帝們沒有誰想發明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來繼承或超越儒佛道思想或教義。
中共執政之後，知識份子要麼被迫害、打壓、冷落，要麼捲入國家機器，成為絞肉機的一部分，王滬寧這次入常，令許多人意外，並因此引發國內外媒體普遍關注。
一方面，王滬寧八九之後，是傾向中共立場的，儘管他有普世眼光，黨主導國家改革是他的立場，威權政治是他建設的工程，所以，由於立場與地位所限，他仍然難以擺脫工具性命運。
另一方面，他不是中共原教旨的鬥爭革命派，無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民主正義概念的主張，還是新時代社會思想中的人民對自由民主正義的追求提出，都能看出王滬寧有限的普世追求。
還有就是，他沒有獻媚式頌聖，更沒有像當年的郭沫若或現在的天津李鴻忠等人那樣肉麻的吹捧最高領導人，以換取自己的身份地位，保持著讀書人應有的清正與尊嚴，在體制內，也是非常不易之事。
關於王滬寧入常
王滬寧成為十九大中的最大的一匹黑馬，許多人不相信王滬寧能夠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核心常委，是因為王滬寧的政治背景較複雜，他最初是江澤民、曾慶紅發現的讀書人，徵用王滬寧進入中南海，體現上海江派的象徵性開明，或者對文化知識的附庸風雅。
王滬寧並沒有地方行政經歷或歷練，中共常委的升級規則，多是在不同的省部級崗位特別是地方首長的經歷，才能進入常委，但王滬寧成為一個例外。
其實，由於習成為中共的核心，並進一步成為擁有「習近平思想」的領袖人物之後，常委變得不像從前那樣重要了，胡溫時代，九常委制或七常委制，每一個常委就是一個「總統」，都是正國家級領導人，各分管一攤，其它人一般不得染指。這種寡頭制背後，當然有一個幕後聽政者，胡溫時代是江澤民，寡頭在幕後協調權力。但這種協調易出大亂，既出現了薄熙來那樣的挑戰者，又出現周永康這樣的亂政者，周永康擁有政法王特權，手下有上百萬的武警部隊可以調譴。差點造成中共內戰，這對於中共來說，這當然是無法承受之重。
重新集權既是習近平個人的需要，也是中共整體利益的需要。
一旦集權並進入個人極權時代，個人的力量就勢不可擋，誰敢阻擋誰成為螳螂，誰就死得難看。重慶的孫政才倒臺，並不是因為腐敗，而是因為政治原因，所謂黨內野心家，其實不過是對最高權力者進行挑戰或者試圖挑戰者而已。
習獲得核心權之後，他就擁有了至高無上的特權，我們看到這一期的常委，韓正是對江、曾派系的某種妥協，這也是習對元老們最後一次妥協，元老們最後一次干政，而李克強與汪洋，則是對胡溫時代的某種延續，總理李克強某種程度上也是被工具性使用，並沒有上屆總理那樣的內政大權。我們說胡溫時代，胡錦濤與溫家寶是兩相配合，相得益彰，而十八大之後，伊始人們還稱習李新政或習李時代，但現在人們已然清楚，習與李不是差半個腳步，而是已差一個級別，總理處於被核心絕對領導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