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把國家視為企業之敵的看法，也是一個常被知名商業媒體所援引的觀點。像《經濟學人》就經常說政府是「霍布斯流的利維坦巨獸」（Hobbesian Leviathan），最好是能夠待在車後頭（Economist 2011a）。該刊物提出的經濟成長藥方，包括政府應該專注於創造更自由的市場，以及讓創意得以茁壯的環境，而不要太想自己去主導什麼事情（Economist 2012）。而在一份以綠色革命為題的特刊裡，《經濟學人》更是挑明地說出了本章開頭的那段引言，亦即政府應該「謹守基本的本分」，像是辦教育、做研究，然後把其他的事情交給「革命分子」──也就是民間企業──去操心。但一如我們會在第四到第八章所談到的，這種革命的靈魂其實反而很難在私部門中看到，由此真正得去高風險領域冒險犯難的，其實是國家。
常見於軍火、醫藥與石油業的企業遊說團體在纏著國家要特定好處之餘，還長年很愛主張企業應該免受國家濫權干預，免得勞權、稅務與監理等手段會讓他們的經營能力窒息。保守派的亞當．史密斯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認為英國的監理者數量應該減少，以便讓英國經濟可以「體驗創新與成長的爆發力」（Ambler and Boyfield 2010, 4）。在美國，茶黨運動的支持者被團結在一股想要限制國家預算，並推展自由市場的慾望下。大藥廠如我們在第三章會談到，是公部門資助研究很大的受益者，而他們也是最愛嚷嚷著要減少監理與減少干預，並自詡是非常創新的一個產業。
國家挑選贏家vs.輸家挑選國家
我們老是聽到有人說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應該受到限制，因為國家真的很不善於挑選贏家。不論是在挑選新科技、挑選經濟產業或是挑選特定的企業上，政府都被徹底看扁，但持這類看法的人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在許多這些國家失敗的案例當中，政府想做的事情其實比不少民間企業所嘗試的要困難得多：這些政府有的想要讓成熟產業的榮光多閃耀一會兒（如協和號的實驗或是美國超音速運輸計畫），又或者有些政府是想積極催生出新的科技與產業（如網際網路、資訊科技革命）。
在這些如此困難的領域中作戰，本來就不會有特別高的勝算。但不斷攻擊國家在社會上扮演高效率創新主體的能力，只會讓我們愈來愈容易一看到國家偶爾失敗就對其火力全開，同時我們也會忘了要設計出精確的工具來公允評估公共投資的效益。事實上公部門主導的創投，就與私人創投的狀況大相逕庭。政府會願意投資風險高出很多的領域，提供較長的耐心，並對未來回收抱持較低的預期。所以就定義上而言，政府投資的處境原本就比較艱鉅。但公私部門創投在被比較報酬率時，卻鮮少有人把這一項差別納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