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一向如此。回顧40和50年代，美國右派激烈地反對凱因斯經濟學，甚至到嘗試阻止它在大學裡被教授的程度，儘管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正確地描述它是一套「中庸偏保守」的理論—是一種保護資本主義的方法，而不是要取代它。為什麼？因為一般來說，右派視它為政府將變得更大的開端。但現在我們在政治上比當年更加極端得多，所以政治化也進一步加劇。
除了光環效應，還有政治策略化的效應。你知道，美國的政治過去有兩個維度，而不是一個—有左派／右派軸線，也有一個種族平等／種族隔離軸線。即使在今日，仍有大量選民喜歡大政府，卻不喜歡膚色較深的人。（反過來看，自由放任派立場—小政府較有種族包容性—邏輯上是相容的，但除了少數打領結的傢伙外，似乎沒有任何支持者。）但幾乎沒有支持種族主義和大政府的政治人物。反而是經濟右派藉由迎合勞工階級白人的種族敵意來爭取他們的支持，即使他們攻擊勞工階級白人生活需要的計畫。所以種族包容性和其他像是性別平等和LGBTQ（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疑惑者）權利等形式的社會自由主義，也和別的一切事情一樣陷於政治分裂。
正如我說過的，這一切的結果是所有事情都扯上政治。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有句很有名的話：「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沒有權利主張自己的事實。」但在現代的美國，許多人認為他們有權利主張自己的事實。這意謂技術官僚夢—由一名政治中立的分析師來協助政策制訂者更有效管理的理想—暫時已經死了。然而這不是關心我們社會如何發展的學者唯一可選擇的角色。
終極的殭屍
雷根在1981年8月簽署一項大減稅法案。當時美國正要進入一段衰退期—許多人所稱的1979到82年「二度衰退」的第2階段，使美國失業率飆升到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準。不過，到1982年底，經濟開始復甦，先經歷2年的極快速成長，然後回到較正常的步調。
正如你可能注意到，1981年是很久以前的事。IBM才剛推出它的第1台桌上型個人電腦，所有操作的指令都還必須用鍵盤輸入。智慧型手機是數十年後的事。從現代的標準看，當時的社會態度有天壤之別；例如，只有3分之1的美國白人能接受跨種族婚姻。
但今日的保守派緊抓著那2年的成長，認為它證明了為富人減稅的神奇力量。
實際上，他們連1982到84年發生什麼事也不清楚。1980年代初期的衰退或多或少是聯準會刻意創造的結果，聯準會大幅提高利率以壓抑極高的通貨膨脹率。到了1982年，聯準會轉趨溫和，急速降低利率，而1982到84年的榮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波貨幣寬鬆，而非雷根減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