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萊塔格認為，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和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也都發生過抵制，不過「最終都只是淪為以運動員為代價的無意義乒乓」。當年，西方民主國家對1980年的莫斯克奧運先發出抵制，後來以蘇聯為首的東方共產集團也在4年後的洛杉磯奧運「反抵制」，此後國際社會對於體育賽事祭出「抵制」手段也更加謹慎。
不過弗萊塔格也強調，這並不代表民主國家的政府不該表態：「政治與體育的表態當然非常重要，而且能夠帶來真正的影響，比方說今年年初，關於白羅斯本來要舉辦冰球世錦賽的相關討論。」弗萊塔格說的是今年1月，白羅斯舉辦冰上曲棍球世界錦標賽的資格遭到取消。除了疫情因素以外，該國政治局勢動盪也有關係：白俄羅斯現任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被認為在去年的大選舞弊，白俄羅斯的反對派與民間團體也因此在先前不斷呼籲取消主辦資格。
為何現今大型運動賽事常遭抵制？
除了白羅斯的冰球錦標賽、中國的2022冬奧以外，過去也傳出幾波呼籲抵制2022世足賽的聲浪，這場預計將於2022年11月於卡達舉辦的世足賽，同樣因為人權問題受到外界關注。為何現今的大型運動賽事常遭抵制？或者另一個問法：為何現今大型運動賽事的主辦權，經常落於專制政權手中？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國際委員會偏好這些政權，事實上，部分是因為歐美民主國家的公民，常藉由公投來決定不要成為相關賽事主辦國。僅在過去十年中，德國的慕尼黑、漢堡、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加拿大卡加利、義大利羅馬、挪威奧斯陸以及瑞士伯恩，都由該城市居民決定不要申請成為奧運主辦國。
在此趨勢下，這些大型賽事變越發有可能在相對獨裁的國家舉辦，因為那裡的人民相對缺乏向政權說不的管道。另一方面，若還要考量應尋找有相應財力的主辦國，選擇更變得寥寥無幾。然而，抵制手段是以運動員的職業生涯為代價，這使得民主國家政府感到兩難。
外交專家：在現場抗議或可解決兩難
《世界報》（Die Welt）外交政策首席記者菲爾金（Clemens Wergin）在專文中表示，抵制賽事無疑是要運動員替國際奧會錯誤的決定（指將主辦權授與中國）付出代價，然而奧林匹克運動會又不僅僅是運動競技，而更關乎精神及價值的傳遞，在此情形下，現場的和平抗議或許是個好的辦法，儘管《奧林匹克憲章第50條指南》對運動員發出政治表態一事作出部分限制。
然而，在過去，奧林匹克委員會便曾經因為運動員在領獎時作出政治表態，而將運動員逐出奧運會。最著名的一次事件發生在1986年，兩名非裔美國籍的運動員史密斯（Tommie Smith）與卡洛斯（John Carlos）在分別獲得田徑200米的金牌與銅牌後，在頒獎儀式上舉起帶著黑色手套的拳頭，這樣的舉動卻導致運動員被逐出當屆奧運會。對此，菲爾金寫到：「但若是2022年的獲獎者被委員會從奧運會逐出，重演著名的1968墨西哥市黑人權力致敬事件呢？無法接受。若再次發生這種事，將是國際奧會再一次向中國卑躬屈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