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洲回到英國，萊辛去了倫敦一所非常好的名牌學校演講。辛巴威風沙塵土中的簡陋學校在她心裡盤旋，她想，那裡的一切對倫敦名校的學生是多麼陌生。在對比了兩個有天壤之別的學校後，萊辛說：她敢肯定，倫敦名校的學生，將來總會有人會得什麼獎的，而諾貝爾獎不會來自辛巴威，因為寫作有必要的前提，作家不能出自沒有書的房子。
萊辛還告訴我們，在辛巴威的一個貧困村莊，村民們已經三天沒有吃的了，可他們卻談論圖書，談論如何得到圖書和教育問題。在穆加貝時代的通貨膨脹下，從英國運來的一本好的平裝書，普通辛巴威人得花幾年的工資。如果有人帶上一箱書去一個村子，會得到一箱感激的淚水。
以女作家擅長的抒情手法，萊辛描寫了一個年輕的黑人婦女。那女人在印度人店裡看到一遝紙張，立即饑渴地閱讀起來，原來那是一本被人撕爛做包裝紙的書——俄國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然後，可憐的女子頂住水罐，一路穿越黃塵跋涉回家，夢見給她孩子提供的教育。
從譴責白人殖民到批判黑人政權
聽萊辛這樣講故事，人們會覺得這只是一個親切仁慈的老太太，在關心非洲窮人的教育。但是且慢，千萬不要把從反殖民反男權的陣營裡沖出來，立志要創造正義新世界的左派鬥士萊辛，錯看為好心囉嗦的鄰家老太。
在萊辛寫這篇獲獎演說時，今已辭職的獨裁者穆加貝正在臺上威風，整個辛巴威都在關注這位從那裡走出來的諾獎得主，看她在全世界面前說什麼。鬥士本色不改，萊辛在娓娓道來的故事中，毫不客氣地把辛巴威人民的貧困歸咎於：「穆加貝的恐怖統治」。
她傷感地寫道：「一九八○年辛巴威獨立時，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家，真是一窩會歌唱的鳥。他們是在舊稱南羅德西亞，在好得多的白人教會學校裡餵養大的。作家並不是在辛巴威造就的。在穆加貝的統治之下很難造就作家。」
這位昔日反抗白人種族主義的作家，竟然就懷念白人在殖民地創辦的教會學校來了。筆者記得，南非的曼德拉、辛巴威當年的遊擊隊領導人、此時的總統穆加貝，都曾在白人的教會學校受過教育。
在抨擊穆加貝殘酷統治的同時，萊辛指出了昔日白人政權在傳播文化上的功績。她說：
「有人說，有什麼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但我不認為這句話適合於辛巴威的真實情況。我們應當記得，這種對於圖書的尊重和饑渴，不是來自穆加貝的政權，而是來自在它之前的那個政權，白人的政權。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對圖書的渴望，從肯亞一直到好望角，無處不可以發現。」
年輕時曾參加共產黨又退黨，萊辛當然知道馬克思的一個觀點：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有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破壞了殖民地土著的經濟基礎；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促進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辛巴威在黑人解放的後殖民時代，從公認的「南部非洲麵包籃子」變成悲慘的饑餓之地，這是昔日反殖民的女作家始料未及的。因此，在萊辛晚年的諾獎演講中，她給昔日的白人政權做了一個蒼涼的手勢，作為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