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對於歷史過程的狹隘或錯誤理解，當前普遍去脈絡的將土地議題理解為「個人化（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政治歸政治XX歸XX）」、「商業化（我也沒做壞事只是賺錢、反對的人一定是因為分不攏）」、「藍綠對決（有限的政治理解）」貫串主流教育價值，而家園情感則成為反對與號召的利器。同時，迷人的財產權在長期的滲透下早已深入人心，無疑是土地議題的嚴重警訊。例如OURs曾進入弱勢社會住宅社區協助改建工作，居民為經濟最弱勢者，且若一直為弱勢便可持續居住，但討論改建過程，部分居民仍希望透過產權的購置私有化以滿足其居住權。
相較之下，非所有權人在這些反迫遷運動中，他們容易自我邊緣化，認為自己只是個空間與房產的借用人，自認為當開發與迫遷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走、沒有權利爭取什麼。但是如果換個角度來想，他們其實也因此沒有那個背負沉重蝸牛殼的負擔，當他們不認為這個房產屬於他的時候，自認為沒有什麼權利可以主張的時候，他們更容易離開、更容易撤守。簡單的來說，「有產權才是人」的有限理解將造成公共議題推向更保守的僵局。
原民的、或是傳統集體社群的智慧，有一點也許是我們值得學習的：我們都是土地（空間）的借用人、我們只是過客、這是大家共有的，我們需要土地、需要空間，所以我們使用、利用、佔用，但是當我們不再需要時、我們離開時，我們把土地留給下一個、下一群需要的人，可能是我們的家人朋友，也可能是我們不認識的人。回歸到土地的使用權利與使用價值，才有可能破解家園情感與地產社會相互強化，一方面束縛所有權人、另一方面排除非所有權人的困境。
另外，我們也必須思考的是，到底是「制度先行」還是「社會氛圍先行」？從產權的議題而言，是制度先行引導社會。由於產權制度的建立，配上錯誤的土地、租稅與產業政策，導致產權的概念與實際價值不斷膨脹，最終影響社會氛圍的形塑，進而造成當前土地議題推動改革的困難。我並不否認社會溝通的重要性，或許也能說制度改革是取巧的作為。透過行政、立法機關的遊說，一步一步建構制度框架，從0分、20分、40分、60分、80分慢慢往上爬，讓社會有所依存與發展，配合大眾溝通的潛移默化達到推動社會議題的目的。因此，我們要做的，還是回到制度本身的修正，讓社會氛圍有機會造成改變。價值直接改變社會有相當的難度，但制度的改革，免除個人情緒的影響因素，讓社會價值有機會因為制度的改革而順應變化之1。如果再有機會，在制度設立之初就有完善的架構，或許能避免後續問題，例如：台北捷運在設立之初亦有爭議，但執行過程中相關機制與法令充足的狀況下，目前儼然成為台灣公共政策的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