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日爆發男大生追求不成刺傷學妹的驚悚案件，跟蹤騷擾帶給人的精神壓力也引發大眾議論。好萊塢知名女星莎瑪海耶克12日投書《紐約時報》，披露自己曾遭製作人哈維溫斯坦長期騷擾的過往，溫斯坦不但對她提出種種猥褻的性邀約，還強迫她在描述墨西哥畫家卡蘿的知名電影《揮灑烈愛》中加入女女全裸做愛場景，讓她唯一一次神經崩潰發作。
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曾是好萊塢王牌製片人，但從10月以來，連續遭到數十位知名女星控訴，溫斯坦曾對她們嚴重性騷擾、提出性邀約，被拒絕就惱羞暴怒或威脅不給工作等等，如今再添一筆紀錄。
莎瑪海耶克（Salma Hayek）為好萊塢少數的墨西哥裔一線女星，她在2002年與溫斯坦合作推出電影《揮灑烈愛》（Frida），講述墨西哥傳奇畫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生平，獲得全球極佳口碑與票房成績，莎瑪海耶克也憑此片獲得奧斯卡金像獎（Academy Award）提名最佳女主角，成為史上第一位被提名此獎的墨西哥人。
莎瑪海耶克12日投書坦承，自己與溫斯坦合作時被他騷擾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因為他的言語羞辱而備受打擊，由於莎瑪海耶克極力拒絕，溫斯坦還差點不願讓這部電影上映，種種辛酸一吐為快。以下為投書全文中譯：
標題：哈維也是我心中的惡魔
哈維溫斯坦是極為熱情的電影迷，他敢於冒險、敢於投資有才華的電影人，他是充滿慈愛的父親，同時也是一位惡魔。
很多年以來，他就是我心底的惡魔。
這個秋天，很多記者從不同管道來找我，包括我最親愛的朋友艾許莉茱德（Ashley Judd），想知道我生命裡一段痛苦的插曲。
我以為我早已能和那段記憶和平共處。有段時間我洗腦自己說，一切都已過去而我活下來了；我逃避責任，告訴自己很多人出面控訴那個惡魔，我的聲音不太重要吧；我以為，說不說應該沒什麼差別。
事實上，我是在逃避一項艱難挑戰，那就是必須向我摯愛的親友解釋：過去提到我遇過性騷擾時，為什麼隱瞞很多細節？為什麼過去這些年，我都對這位傷我至深的男人親切如常？我曾經對自己的寬容感到驕傲，但其實說穿了，我一直羞於說出經歷過的事；我也始終懷疑，生命中那段經歷真的解決了嗎？
許多女人出來控訴溫斯坦做了什麼事，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懦弱，我開始想，對我而言這麼「重要」的一段過去，只不過是一片憂傷汪洋裡的一滴水珠。我以為沒人會重視我的傷痛。但這也許是受到他人影響，尤其是溫斯坦，他們一再告訴我，我只是個無名小卒。
我們終於意識到這社會有著污辱、嘲笑女孩的惡習，而且廣為大眾所接受。和我一樣，每個女人心中都有這麼一個小女孩，曾經被嘲諷什麼也不是。看到那些有勇氣站出來發聲的女性，我也備受鼓舞，尤其是在現下的社會氛圍裡。因為我們才剛選出一個被數十位女性控訴性騷擾和性攻擊的總統，而且我們都聽過他說，一個有權力的男性可以對女人做任何想做的事。
嗯，再也不會如此了。
當我開始在好萊塢幸運獲得一些目光時，我已經在墨西哥演藝圈努力了14年（註：莎瑪海耶克於1991年遷居洛杉磯），哈維溫斯坦在影壇已經有如魔法師一般，把許多原創獨立內容帶入了主流電影圈。那個時候，大家還普遍認為一位墨西哥女演員是無法在好萊塢立足的。即使我證明他們錯了，我仍然是個小角色。
在我追求夢想的過程裡，墨西哥畫家卡蘿（Frida Kahlo）的故事是支撐我決心的力量之一。在墨西哥壁畫最燦爛的年代裡，卡蘿的畫也遭受眾人唾棄，但她有足夠勇氣展現自我、不理會旁人的質疑。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說出她的故事，這是我的任務，我必須描繪出這位超凡的藝術家，同時也要表現我「墨西哥」的一面，對抗所有刻板印象。
當時的「溫斯坦帝國」，也就是米拉麥克斯影業（Miramax），已經是優質、精湛和敢於冒險的代名詞，是所有高深莫測、急欲衝撞體制的藝術家心目中的天堂，這個天堂完全符合卡蘿對我的意義，完全就是我想要蛻變成為的樣貌。
我當時已經開始和另一家公司一起合作拍攝卡蘿的故事了，所以必須試著抽身，好去爭取和溫斯坦合作的機會。
我當時對他了解不多，我只知道他驚人的聰明，是個對朋友忠誠、愛護家庭的男人。我是透過導演羅伯特·羅德里葛茲（Robert Rodriguez）和他當時的製片妻子伊莉莎白·艾福朗（Elizabeth Avellan）聽聞溫斯坦的事。這兩位前輩當時已和我合作過幾部影片，並讓我加入他們的公司。
現在想想，也許我是因為有了這層「關係」，才不至於被溫斯坦強暴。當然，我跟名導演昆丁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的交情也是原因。
我一開始跟溫斯坦訂的合約是這樣的，他願意為我之前的作品付出權利金，演員的話，我領的薪水比美國演員工會規定的基本薪資多了10%。作為製片人則沒有薪酬，只能掛名（掛在哪裏也不確定）。在1990年代，這對女性製片人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溫斯坦還要求我簽下合約，出演幾部米拉麥克斯的電影，我想我也許可以靠這些機會成為一線女星。
當時的我並不在乎錢，我非常興奮可以跟溫斯坦和他的公司合作，我天真以為夢想已經成真了，我以為溫斯坦認可我過去14年的努力，他在我這個無名小卒的身上賭了一把，他說「好」。
可惜我並不知道，我將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持續地說「不」。
我不願意為了他24小時敞開房門。
在不同的旅館、不同的地點，他會出奇不意的出現，有一次甚至包括我在拍片的片場，那部片他根本沒有參與。
跟他一起洗澡？我說不。
讓他看我洗澡？我說不。
讓他幫我按摩？我說不。
讓他的朋友裸體幫我按摩？我說不。
讓他幫我口交？我說不。
讓我和另外一位女性一起裸體？我說不。
不、不、不、不、不……
每一次拒絕，溫斯坦就會暴怒。我想他這輩子最恨的就是一個「不」字。
他的荒謬要求還包括半夜打電話給我，要我開除我的經紀人，只因為他在另一部電影的製作片場和他吵了一架；一年威尼斯影展上，他把我從晚宴大廳拉走，逼我參加他的私人派對，派對上有些漂亮女孩我以為是模特兒，後來有人告訴我，她們全都是高級應召女郎。
那次影展上，《揮灑烈愛》（Frida）還是開幕影片呢。
他的「追求招數」很廣泛，從甜言蜜語到恐嚇威脅都有，有次暴怒時他對我說：「我會殺了妳，別以為我做不到。」
當他終於確信，我不會用他想要的「方法」爭取電影演出時，他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角色和多年苦心寫出的《揮灑烈愛》腳本給了另一位女演員。
在溫斯坦眼裡，我不是一位藝術家，甚至不是個「人」。我甚至不是無名小卒，只是一樣物品，一具身體。
到這個地步我只能找律師了，不是告他性騷擾，而是惡意毀約。我在一部電影上花了那麼多心血，他毫無意願製作，也不打算還給我，我只好想辦法逃離他的公司。
溫斯坦當時說，做為女演員我的名氣還不夠大，我又不算是個成熟厲害的製片人，但他為了「還自己法律上的清白」，他開給我一串極為困難的要求，作為繼續拍攝的條件：
1. 重寫劇本，不給薪。
2. 為這部片找到1000萬美元的資金
3. 找到一位A咖導演
4. 其中4位小配角要用大牌明星
在眾人嘖嘖稱奇之下，我最後終於完成了這些要求。非常感謝一群天使般的人們挽救了我，包括艾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他花了好多次幫我把劇本改得很美，不收費用也沒有掛名；我的好友皮倫奇歐（Margaret Perenchio），一位知名製片人，幫助我拉到足夠的資金；超棒的導演茱莉泰莫（Julie Taymor）願意執導此片，而且從此成為我的堅強後盾；至於4位演員，我請了艾德華諾頓、艾許莉朱德和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他們都是我的好友，還有另一位是傑佛瑞洛許（Geoffrey Rush），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如何說服他的，我當時幾乎不認識他。
到此為止，溫斯坦不但一再求歡被拒，還必須拍一部他不想拍的電影。
諷刺的是，開拍之後他不再騷擾我，但越來越常暴怒，我們幾乎每天都要承受他的暴走。某次訪問上，他說我跟茱莉導演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母老虎」，我們都把這當成是讚美。
拍攝過程中溫斯坦不停抱怨，布景不夠好、卡蘿的招牌一字眉太醜等等，他堅稱我沒有演好卡蘿的小兒麻痺症，挑剔我的演出。
有一次，他叫現場所有工作人員都離開房間，只留下我。溫斯坦對我說，我唯一優秀之處就是性感魅力，而這部電影裡完全沒有展現出來，他說，他想要停拍這部電影，因為不會有人想看我演這部片。
溫斯坦的話擊碎了我的靈魂。我得承認，這之中可能帶了一點斯德哥爾摩症狀，我希望他把我視為一位藝術家，不只是一位傑出女演員，還要是一個能夠分辨好故事、並以全新方法述說好故事的人。
當時的我也希望他承認我是位製片人，我完成了他的要求，我修改了劇本、取得布景用的繪畫授權；我與墨西哥政府交涉，跟著許多陌生人拜訪了很多無名場景，包括卡蘿的家、還有卡蘿丈夫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的壁畫等等。
但是，這些對溫斯坦而言都是毫無價值的。他唯一注意到的是，我在這部電影裡並不性感。他確實讓我懷疑自己的演技，但他從未成功說服我這部電影不值得拍攝。
他告訴我，只有一個方法能讓他願意繼續拍這部片──只要我答應在片中和另一個女人做愛，而且必須正面全裸。
他不斷要求我露得更多，更多性感畫面。在那之前，溫斯坦其實已經建議過要拍卡蘿和朋友提娜的做愛場面（由我和艾許莉演出），而茱莉導演好不容易才說服他改成兩人跳探戈，最後以一個吻結尾。
但是這一次，我很清楚他是玩真的。如果我再不滿足他的幻想之一，他絕對不會讓我繼續拍下去。
我只能答應了。我為了這部電影投入多少光陰，電影也開拍了5周，我說服了那麼多厲害的業界人士加入，我怎麼能浪費他們的努力和傑作？我欠了那麼多人情，壓力好大好大，還包括深深的感激，因為他們願意相信我，追隨我的奇想。所以，我同意了溫斯坦的無理要求。
那一天，我到達了拍攝女女愛的片場，我以為可以靠這一幕拯救我的電影。結果，從影生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神經崩潰了。我的身體不斷顫抖，無法克制，呼吸變得短促，然後開始大哭，完全停不下來。
當時，身邊的人並不知道我跟溫斯坦的「過去」，他們對我崩潰這件事非常驚訝。我不是因為要在另一個女人身旁裸體而崩潰，是因為我們要「為了溫斯坦」而裸體。但我當時不能告訴大家這些。
我的內心知道我必須要拍，但我的身體就是不願意停止啜泣和痙攣，我甚至開始嘔吐，而整個劇組的人都在等我一個。最後我吃了鎮定劑，雖然停止流淚了，卻吐得更厲害。你們可以想像，這一點都不性感，但卻是唯一能讓我繼續拍攝的方法。
電影結束拍攝時，我整個人都已經心神錯亂了，以至於後製作業時，我還得刻意讓自己保持距離，努力抽離一切。
結果，溫斯坦看完了剪輯好的片子，他告訴我片子不夠好，不能在電影院上映，他打算直接發行影音產品。
這一次換成茱莉導演要跟他拼命了，導演成功說服溫斯坦，至少在紐約一間電影院試映，並邀請觀眾打分數，如果得到80分全國上映。當時只有不到一成的電影首映能獲得這種分數。
我不敢去試映會，只敢在家裡焦急等待結果。最後，我們拿了85分。
又一次，我聽到溫斯坦暴怒了。就在試映會的大廳裡，他對導演大吼大叫，他抓起一張分數卡丟她，從她的鼻子上彈開。導演的音樂製作人男友艾略特·高登索（Elliot Goldenthal）忍不住介入，溫斯坦還動手動腳威脅高登索。
溫斯坦冷靜下來以後，我終於有勇氣打給他，要求他讓《揮灑烈愛》也在洛杉磯一間電影院上映，他這次沒多說什麼就答應了。我必須強調，溫斯坦有時候是友善的，有趣又機敏。但問題就在這裡，你永遠不知道今天面對的是哪一個溫斯坦。
過了好幾個月，2002年10月份，這部描寫我的偶像和靈感來源的電影，描寫一位在世時因為外表太醜和小兒麻痺從未獲得肯認的墨西哥畫家的一部電影，榮獲了奧斯卡金像獎6個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在內。這部溫斯坦不想製作、一點都不支持的電影，最後也獲得了意外豐厚的票房。
雖然《揮灑烈愛》替溫斯坦贏得了2座小金人（最佳化妝獎和最佳原創音樂獎），從他臉上我還是看不出一絲喜悅。他再也不曾給我過任何出彩的角色，米拉麥克斯合約裡我答應要拍的影片，最後都是不重要的小配角。
幾年後，我在一場活動上遇見他，他把我拉到一旁說，他戒菸了，心臟病發作一次，還和設計師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結了婚。他說，他已經改邪歸正了。然後他終於說出了那一句話：「妳把《揮灑烈愛》拍得很好，我們拍了一部很美的電影。」
我相信了。溫斯坦永遠不會理解，這一席話對我而言有多重要，他也永遠不知道他傷我傷得多深。我從來沒有在他面前表現過害怕的一面，每一次在社交場合遇見他，我都會努力告訴自己，想想他好的一面；我告訴自己：那是一場戰役，而我贏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些女性藝術家想要說出自己的故事，必須面對一場戰役？為什們我們要拚死拚活，只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
在我看來，我們女人一直被技巧性地貶低，被擺在一個下流的位置，低到電影工業不願意找出女性觀眾想看的電影，也不願意找出我們想看的故事類型。
最近一份研究指出，從2007到2016年，好萊塢只有不到4%的女性導演，她們之中有80%的人，在調查進行的11年之間只有機會完成一部片。2016年另一項調查發現，在那些最賣座的電影裡，只有27%的台詞是從女性嘴裡說出來。
人們還覺得奇怪，我們為什麼不早點把這些事情說出來？我想數字會說話，女人的聲音並不受歡迎。
除非這個產業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所有男性和女性在各種層面都秉持著同樣的價值觀，否則演藝界恐怕還是那些掠奪者的天堂。
感謝所有願意聆聽我們故事的人，希望我的聲音可以讓大家更明白，為何說出這些事這麼困難、我們過了這麼久才做到。
男人會性騷擾，只因為他們被允許如此。而我們今日談論這些過往，是因為在這個新時代，女人終於可以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