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終於意識到這社會有著污辱、嘲笑女孩的惡習，而且廣為大眾所接受。和我一樣，每個女人心中都有這麼一個小女孩，曾經被嘲諷什麼也不是。看到那些有勇氣站出來發聲的女性，我也備受鼓舞，尤其是在現下的社會氛圍裡。因為我們才剛選出一個被數十位女性控訴性騷擾和性攻擊的總統，而且我們都聽過他說，一個有權力的男性可以對女人做任何想做的事。
嗯，再也不會如此了。
當我開始在好萊塢幸運獲得一些目光時，我已經在墨西哥演藝圈努力了14年（註：莎瑪海耶克於1991年遷居洛杉磯），哈維溫斯坦在影壇已經有如魔法師一般，把許多原創獨立內容帶入了主流電影圈。那個時候，大家還普遍認為一位墨西哥女演員是無法在好萊塢立足的。即使我證明他們錯了，我仍然是個小角色。
在我追求夢想的過程裡，墨西哥畫家卡蘿（Frida Kahlo）的故事是支撐我決心的力量之一。在墨西哥壁畫最燦爛的年代裡，卡蘿的畫也遭受眾人唾棄，但她有足夠勇氣展現自我、不理會旁人的質疑。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說出她的故事，這是我的任務，我必須描繪出這位超凡的藝術家，同時也要表現我「墨西哥」的一面，對抗所有刻板印象。
當時的「溫斯坦帝國」，也就是米拉麥克斯影業（Miramax），已經是優質、精湛和敢於冒險的代名詞，是所有高深莫測、急欲衝撞體制的藝術家心目中的天堂，這個天堂完全符合卡蘿對我的意義，完全就是我想要蛻變成為的樣貌。
我當時已經開始和另一家公司一起合作拍攝卡蘿的故事了，所以必須試著抽身，好去爭取和溫斯坦合作的機會。
我當時對他了解不多，我只知道他驚人的聰明，是個對朋友忠誠、愛護家庭的男人。我是透過導演羅伯特·羅德里葛茲（Robert Rodriguez）和他當時的製片妻子伊莉莎白·艾福朗（Elizabeth Avellan）聽聞溫斯坦的事。這兩位前輩當時已和我合作過幾部影片，並讓我加入他們的公司。
現在想想，也許我是因為有了這層「關係」，才不至於被溫斯坦強暴。當然，我跟名導演昆丁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的交情也是原因。
我一開始跟溫斯坦訂的合約是這樣的，他願意為我之前的作品付出權利金，演員的話，我領的薪水比美國演員工會規定的基本薪資多了10%。作為製片人則沒有薪酬，只能掛名（掛在哪裏也不確定）。在1990年代，這對女性製片人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溫斯坦還要求我簽下合約，出演幾部米拉麥克斯的電影，我想我也許可以靠這些機會成為一線女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