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空觀點：美中台戰略競合架構重組的力、時與勢—兼論台灣圖存的近程策略

近半年來，美、中、台三邊政策圈與學術圈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當屬「美國對台應該維持『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還是要改採『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簡言之，就是美國應否針對中共武力犯台，明確化自身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包括武力介入此一選項。以下，為方便讀者瞭解整體脈絡，暫且將相關討論依照時間順序與理論派別做一綜合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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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清晰」、「戰略收縮」與「戰略模糊」的三方拉扯

此一主張受到若干美方退休或即將退休高階政軍官員的呼應。譬如，前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在今（2021）年2月表示，面對台海危險局勢，美國應該考慮放棄「戰略模糊」，明示兩岸不得片面動武、改變現況。今年3月9日，時任印太司令的戴維森上將（Philip Davidson）在聯邦參議院作證時指出，中共武力侵台可能在未來6年內就會實現，他也同意「戰略模糊」應被重新檢視。今年4月13日，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軍最高指揮官史塔伏瑞迪斯上將（James Stavridis）在受訪時指出，「戰略模糊」可能導致中方或台方判斷錯誤，進而引爆更大衝突。

相對於上述「戰略清晰派」，主張檢討甚至放棄對台支持的「戰略收縮派」（the strategy of retrenchment）雖然一直不算是主流，但其影響力也不可小覷。此一派別的早期名篇，當屬「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大師米爾夏姆（John J. Mearsheimer）於2014年2月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期刊上發表的專文「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米氏認為中國綜合實力持續增長是大概率事件，且中國政府對台灣的主權主張是無可妥協的，是故統一台灣是中國稱霸的必經之路。此外，面對遙遠的地理距離與日益增長的中國軍力，美國政府越來越難維持對台安全承諾，更可能因台海衝突而被迫捲入與中國的重大軍事衝突風險之中；同時，由於兩岸綜合實力對比差距持續加大，而台灣難以取得核武（這也是中國對台動武的條件之一）、發展傳統軍力也無法與中國抗衡，最後的結局可能就是被迫接受「香港模式」。

某種程度而言，「戰略模糊派」可說是「戰略清晰派」與「戰略收縮派」彼此激盪後，美國政策圈與學術圈主流人士的階段性折衷選擇。當哈斯與賽克斯於2020年9月2日在《外交事務》發表美國應對台改採「戰略清晰」的專文後不久，知名兩岸議題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等人就於同年9月24日在同一份期刊發表另篇專文，建議美方仍維持「戰略模糊」政策，理由包括貿然改採「戰略清晰」政策將激起中國對台動武、形同給予台灣一張「空白支票」等。無獨有偶的是，今年2月，知台派學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向「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作證時指出，美國應該維持「戰略模糊」政策，理由是中國對台施壓選項甚多，已使美方難以每項給予有效回應、「戰略清晰」將進一步鼓動台獨勢力，以及台灣選民對保衛自身安全始終不夠投入等。

歷經上任近半年的曖昧後，拜登總統的國安團隊自今年4月底開始密集回應此一議題，明白揭露美國現任政府的政策是維持「戰略模糊」。首先，今年4月29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在聯邦參院軍事委員會中表示，若美國改變「戰略模糊」，可能會讓北京視為嚴重破壞穩定之舉，進而以更積極的態度在全球破壞美方利益。他也指出「我認為台灣目睹香港情勢發展，一定程度上已鐵了心往獨立發展；我認為這項挑戰日益嚴重」（I would say that already Taiwan is hardening, to some extent, toward independence as they’re watching, essentially,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and I think that is an increasing challenge）。緊接著在4月30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拜登政府承諾在台灣議題上採取「穩健、清晰並堅定」（steadiness and clarity and resolve）的做法，但並非意謂華府對台政策將從現行的戰略模糊，轉變為戰略清晰。之後，在5月4日，被媒體稱為「印太沙皇」的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總監坎博（Kurt Campbell）出席研討會時表示，「戰略清晰會有一些非常不利的後果」（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downsides to the kind of what is called strategic clarity that you lay out）。

清晰或模糊不是重點，力量對比的變化才是

美國自1979年迄今採取的「戰略模糊」政策，在本質上是對中國與台灣的「雙重壓制」，是一種讓任一方都猜不透底牌、實際上是以美國凌駕兩岸的實力為基底的「蓋牌策略」。換言之，倘若美方的綜合實力不再足以壓制兩岸任一方，則無論其採取模糊或清晰戰略，兩岸過去40年間的現狀勢將無法維持。

美方部分有識之士已經清楚意識到「實力才是硬道理」，也明白兩岸是否終將發生軍事衝突，中國大陸的「力量」與「決心」才是關鍵。譬如「蘭德公司」在今年4月發表的「如何嚇阻及為何嚇阻：以韓國與台海為例」（What Deters and Why：The State of Deterrence in Korea and the Taiwan Strait）研究報告指出，中共迄未對台動武的關鍵因素包括認為時間在自己這一邊、對自身實力持續增長的自信等，而非美方可能武力介入或台灣有能力給予阻撓。該報告也明白點出美軍在台海戰場遭遇中國人民解放軍日益增長的挑戰，使防禦台灣逐漸成為難以實現的任務。更早之前，部分國內外媒體自2020年8月出現「根據美國五角大廈最近18次台海兵推，美軍全數敗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消息。無論這些訊息透露的是美軍料敵從嚴的謹慎，抑或出於爭取更多國防預算的考量，中國在台海戰場給予美軍的挑戰日益增加是不爭的事實。

面對對手實力的不斷增長，以及美中兩強一旦爆發軍事衝突可能對全球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美方不得已須對「是否馳援台灣」抱持慎之又慎的態度。而此種猶豫不決，甚至是牽扯眾多前、現任高階政軍官員的冗長辯論，反映的是美方對自身實力的不再確定、是否堅決抗中的舉棋不定、對區域盟友是否伸援的高度懷疑，以及對台灣內部政治局勢是否將進一步激化，進而將美國捲入一場毀滅性大戰的深度憂懼。

換言之，拜登政府目前維持「戰略模糊」政策，與其說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抉擇，倒不如說是在重重條件設阻下，現階段不能也不願改採「戰略清晰」，卻也沒有「壯士斷腕」，斷然捨棄台灣，藉以收攏、重整其印太防線的決心。這種各方勢力拉扯下的階段性妥協，其實在中國、乃至國際社會眼中，已經是美方力量與決心雙雙下降的表現。此時，中國是否將如史丹佛大學知名教授Niall Ferguson所言，如同其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般，將美國視為「紙老虎」，進而在自認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採取攻勢作為「戳穿」美方勉力維持的「戰略模糊」策略，是目前眾多討論較未涉及、或者尚且不願直面的關鍵議題，但這偏偏是身處台灣的我們所不能迴避的。

中共武力犯台的時機選擇

過去數年間，唯一曾就此提出具體時間點、且發言者具有一定權威性的預測，當屬前述前印太司令戴維斯上將的「六年內犯台」假說。由於他並未在該場合進一步說明是如何得出六年此一結論，外界只能紛紛提出自己的臆測。目前許多人的解讀是，戴維斯上將的立論基礎為距今六年後的2027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一百年」，而「收復台灣」恰恰是紀念此一重要歷史時刻的最佳獻禮。但光是為紀念一個歷史節點，中國領導人就要冒著極大的政軍風險，做出武力侵台的重大決定，坦白說令人難以想像。而上述假說也與許多評論者認為「中國自認時與勢站在自己一邊」的看法不符。

在此，筆者提出幾個可能促成「中共在未來數年內武力犯台」的因素。但必須先明言的是，由於中共武力犯台的決定牽涉眾多變數，論述時難免遇到討論跨度較大、存在一定假設與簡化的情形，未盡周全之處，尚請方家賜教。

首先，對中俄關係的預期，應該是中共是否對實踐武統存有急迫感的關鍵之一。縱然中俄兩國在北極、中亞等議題存在分歧，但兩國間「雖無同盟之名，卻有高度合作之實」的關係，是彼此可以背靠背面對自身戰略對手的重要憑藉。譬如，俄羅斯總統普丁在2014年悍然發兵自烏克蘭奪回戰略要地—克里米亞，面對北約的進逼、歐美國家的制裁，中國低調卻堅定的支持，使俄羅斯不至腹背受敵，得以專心應處西側的挑戰。而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與海洋權利聲索，在2016年遭受國際仲裁庭近乎全面否定的重大打擊，也是憑著俄羅斯等友好國家的支持，得以擺脫「千夫所指」的孤立局面。由上述案例可知，自1996年4月延續迄今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分別是中國面對印太地區、俄羅斯面對東歐與中亞的重大支撐所在。然而，普丁總統生於1952年，習近平主席生於1953年，放眼未來五至十年，兩人都將是七旬以上的耄齡，逾此期限，兩人能否各自控制國內情勢，其後繼者能否持續緊密協作，俱在未定之天。也就是說，一個能在西邊為中國牽制北約成員國、也能在東邊威懾日、韓的俄羅斯，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內弱化，甚至隨其領導者更迭，成為中國外部戰略環境的重大負面變數，這是中國領導人在謀劃其對外戰略時所不得不考量的因素。

其次，盱衡當前的印太諸國動態，對美國而言，其盟友、夥伴及友好國家可謂「多而不整」。尤其是中國長期藉由推行其「一中原則」，迫使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國家難以在台海與台灣方面進行直接的情資交換、兵推與戰術演練，致使各方的指管通情系統未能有效整合。一旦台海有事，美國及其潛在戰友在中國近岸與人民解放軍對戰，將陷入相對不利態勢。然而，自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美國政府重新回到多邊途徑，試圖重組盟友團隊，共同應對中國挑戰（譬如美、日、澳、印度之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日峰會會後聲明注及台海和平穩定，以及英、法、德等國船艦航經南海等），若再給予美國更多時間，中國可能在未來對台軍事行動面對行動更協調、戰力更整合的多國盟軍。

再者，台灣整軍經武與內部政治議程變化可能加深中共的不滿與疑慮。近年來，台灣雖疏於武備，但自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陸續推動國機國造、潛艦國造、後備軍力整備，以及發展不對稱戰力等重大國防政策改革，假以時日，雖不足以擊敗中國人民解放軍，卻可能對後者的攻台行動發揮遲滯、擴大戰損等效果，這都不是中共希望見到的。同時，放眼五到十年後，台灣內部的反獨勢力可能隨著時間更加弱化，屆時中共將在戰場上面對一個內部更為整合、思想更為反中的台灣整體反抗力量，不僅要花更大代價戰勝，日後也得花費更多心力治理，凡此均不符合中國政府的利益。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項因素，是美國民主黨政府是否具備與中共對抗到底的決心，令人質疑。雖有論者認為，對中強硬已經是美國兩黨的共識，但筆者認為此種說法低估了美國政黨政治的慣性，以及美國選舉日益倚賴金援的本質。過去，民主黨政治人物對台較為疏遠，更多反映的是其金主的背景，以及其主要票源的背景組成。在上述因素未見緩解的情況下，期待一向不偏好以軍事手段處理對外關係的民主黨政府挺身對抗世界第二強權—中國，有些不切實際。此外，拜登政府自前總統川普手中承襲一個因疫情與黨派衝突而凋弊的內部經濟、以及因川普單邊主義作風而傷痕累累的對外關係，此刻的美國可謂元氣大傷，難以負荷與中國作戰的沈重負擔。因此，對中國而言，若美國的內政、外交在數年後略見起色，且由向來對中鷹派的共和黨重掌國政，屆時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支援可能更為堅決，中共若等到那時再對台灣動手，將會事倍功半。

當然，除了上述因素可能促成中共在近期內推動「武統」外，也同時存在若干要素，可能拖遲中方武統的步驟。譬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兩棲登陸能量迄今沒有滿足投射數十萬大軍渡海長征的整補需求、美、日在第一島鏈的海、空軍整體實力仍超過中國，以及中國政府仍須顧慮國際社會反對其武統的聲浪等。在考量眾多複雜因素之下，難有論者可以斷言中共是否將在近年內攻台。但若證諸戰史，侵略方在客觀條件不盡占優勢的情況下，仍然選擇發動戰事的例子不絕於書，能夠在一段時間內攫取意料之外的成果的案例也所在多有，主要還是取決於侵略方的主觀戰意，以及其對未來主客觀情勢變化是否有利於己的估計。從這個角度立論，筆者認為中共選擇在三至五年內武力攻台的可能性略高於不可能，並且如同許多軍事專家所言，中共侵台戰將追求速戰速決、畢其功於一役，至於攻打外島、封鎖本島，都不是優先的選項。

美國對台灣將如何取捨？

在上述「美國保衛台灣的能力與決心均出現動搖」及「中共可能在三至五年內選擇武力攻台」的兩項假設基礎上，讓我們進一步分析一旦「台海有事」，美國決定是否馳援台灣的考量基準點，以及最終可能採取何種行動。

首先，防衛台灣不是美國的條約或法律義務，因此做為法治國家的美國沒有必須出兵防衛台灣的法律責任。自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後，美國對台安全承諾的法律基礎是《台灣關係法》第二條第2項第4款「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並未言明美國必將為台出兵。美方針對是否協防台灣的最近一次發言，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於今年4月30日在美國智庫「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拜登總統就職一百日」研討會中，面對主持人追問「當中國對台灣步步進逼，美國是否要更明確表示協助台灣抵抗侵略？」時，表示：「美國會繼續履行《台灣關係法》的義務，向台灣提供武器裝備與技術服務，讓台灣有足以自我防衛的能力」。蘇利文國安顧問的發言可說簡潔扼要地闡述了拜登政府的立場。

其次，台灣不是美國的重大利益。相較於中共歷代領導人不斷重申台灣是其核心利益，堅持推動國家統一政策，美國自1979年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歷任總統多未曾將台灣納入其重大利益清單，亦未承諾將在中共武力犯台時以軍事手段協防台灣，至多只有小布希總統曾在2001年4月受訪時表示「將用盡一切手段協助台灣自我防衛（whatever it took to help Taiwan defend herself）」。在民間層次，台灣是否應被納入美國重大利益清單，也是各家意見紛歧，既有前文提到的史丹福大學知名教授Niall Ferguson宣稱「台灣危機可能將造成美利堅帝國的終結（A Taiwan Crisis May Mark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mpire）」，將台灣的存亡與美國的興衰綁在一起；也有如同「蘭德公司」的「實踐戰略克制」報告，宣稱「台灣不是美國的重大利益，失去台灣也不會造成中國獨霸亞洲」。至於「台灣是否為亞太地區重要戰略樞紐，美方必不可失」，美國朝野也是莫衷一是。總體而論，美國官方與民間的主流意見均未將台灣納入美國重大利益清單，自然也沒有將出兵保衛台灣視為必須採取的政策選項。

第三，美國朝野均不願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自韓戰結束後，美國歷任政府面對亞太周邊涉及中國的地緣政治危機，均迴避可能造成與中國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選項。美方固然對日、韓、菲律賓等條約盟邦負有共同防禦的法律義務，但均為守勢戰略，且對設防的範圍與開戰的條件設定嚴格標準，遑論沒有法律義務的台灣戰場。譬如前總統川普就被華盛頓郵報記者揭露曾私下表示「台灣距離中國只有大約2英尺，而我們大概在八千英哩外，如果他們犯台，我們什麼都不能做」。簡言之，對美國朝野而言，與中國此一核武強權發生直接軍事衝突是不可想像的，各方也都同意一旦美中開戰，對全球將是災難性的。

第四，美國對台灣提出的政治議程與軍售要求並非照單全收。政治方面，從柯林頓總統以降，直到號稱史上最友台的川普總統，美方均將「不支持台獨」列為既定對台政策。美國官方最近一次做此宣布，是2019年2月由「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表態「不支持台獨公投」。拜登總統上台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今年4月30日宣布「反對（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在此前提下，很難想像任何一位美國當政者會在台灣宣布法理台獨時，出兵阻止中共武力犯台。對台軍售方面，直至前總統川普任內，美國才有限度地向台灣出售在軍事意義上具有攻擊性質的武器（譬如協助台灣「潛艦國造」、出售遠距攻陸型魚叉飛彈AGM-84H等），並對台灣研發增程導彈稍予解禁，但美方對出售具備長程作戰半徑的重型戰機、空中加油技術予台灣一直相當謹慎，更嚴格禁止台灣自主研發成功核武。美國對台軍售的種種限制，既反映美方不願使台灣擁有擴大兩岸戰事或主動發起挑釁的能力，也隱含不願讓台灣尾大不掉、可能將美國拖進對中戰爭漩渦的考慮。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並未將台灣視為其重大利益，對台安全承諾也是有限度、有條件、具備一定程度不確定性的，並非如同美國國務院近期宣稱「堅若磐石（rock solid）」，只有「將持續依法對台軍售（但仍以防禦性武器為主）」及「很可能不會為法理台獨出兵」兩點比較明確。面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軍力，以及台灣內部日益熾熱的台獨民粹風潮，筆者估計美國政府在近期內的對台策略仍將是「持續軍售」、「協助台灣增強自身防衛能力」、「呼籲國際社會共同表態關切台灣局勢」，至於爭議性較高的「邀請台灣加入聯合軍演」及「明確表示將在台灣遭受攻擊時出兵援助」都是近乎不可能的。

台灣該如何在短期內營造避戰之勢？

承上，筆者認為，在未來數年內，台海要能不爆發戰事，主要取決於以下因素：

1. 美方將維持台海現狀納入其重大利益清單，進而調整對台政策思維。
2. 美方能夠持續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對中方的綜合軍力優勢。
3. 台灣方面能夠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兩岸軍力對比不被迅速拉開。
4. 台美雙方沒有採取可能逼使中方在短期內推動武統的舉措。
5. 美、中、台三邊要有起碼的高層溝通管道，避免誤判情勢。

以上五點，環環相扣，且存在若干內部邏輯緊張性，稍有不慎，就可能交互扞格，使情勢失控風險陡增。其中，（1）美方是否將台灣視為其重大利益，進而願意投注資源，並在必要時捍衛台灣；乃至（2）美方在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上，能否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對中國的軍事優勢，台灣方面所能置喙的餘地不大，僅能頻敲邊鼓，設法結合「戰略模糊」「戰略清晰」兩派的力量，邊緣化「戰略收縮派」的「棄台論」主張。

其餘三點，台灣所能操作的空間較大，以要而言，台灣方面必須拿捏「不迫使中共急切動武」與「不使中國萌生武統甚易之心」間的動態平衡，再妥善結合美國等外部友好力量，共同營造止戰之勢，目標放在平安度過未來三至五年的高風險期，以觀未來時勢變化。

上述建議，卑之無甚高論，相當程度上也與蔡政府的若干政策若合符節。或有論者主張，既然如此都無法有效緩解兩岸情勢，豈非證明這套策略無效？筆者認為，蔡政府的問題在於「軟的不夠軟、硬的不夠硬」，因此既無法稍解中共疑忌，也未能顯著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量，徒使美國等友好國家懷疑台灣自衛的決心。更糟糕的是，蔡英文總統過去在追求連任的道路上，採取強硬抗中路線，更結合網路激進側翼煽動民粹，最終雖打服黨內對手、擊垮在野黨候選人，卻也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使她雖有意在第二任打開兩岸僵局，卻頻受掣肘，更在即將跛腳之際，發現賴清德副總統不改「務實台獨政治工作者」之志，逾越副手份際，公然向獨派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中國互不隸屬」，徒增台灣內外對局勢的焦慮與不信任感。

展望未來三至五年，筆者向我國政府提出下列政策建議，希望有助於在短期內穩定台海局勢：

一、兩岸政策

1. 蔡總統應不斷重申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並強調唯有她本人、府方正式發言管道及相關部會的發言方能代表現任政府立場，其他同黨政治人物之發言屬其個人意見。
2. 再度授權外交部、陸委會等相關部會首長在立法院等正式場合，宣示「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
3. 責成陸委會持續「中華民國成立迄今已110年，台灣從未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言基調。
4. 在我政府重要文告中，以「中國大陸」或「北京當局」取代「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武漢肺炎」此一詞彙，並適時、適切釋放對大陸人民之善意，與激進網路側翼拉開距離。
5. 責成行政院為疫情後的兩岸恢復交流預劃藍圖，並由相關部會各自在其業務執掌範圍，肯定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對雙方人民的正面貢獻。
6. 責成中華文化總會擴大舉辦有利於促進兩岸文化交流與人民融合的重要慶典與藝文活動，必要時由蔡總統親臨主持。
7. 在取得美方諒解，且確認北京當局對以上各步驟的初步反應良好後，請蔡總統宣示任內不會推動法理台獨，並將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列為重要施政。

二、外交政策

1. 持續深化與美、日、歐盟等國家的友好關係之同時，適當調整過去五年間偏重象徵性、儀式性的作法（如偏重推動無法律拘束力，卻可能被中方認為挑釁的國會決議案），以增進我與友好國家的實質關係為目標。
2. 加強與理念相近國家之政學界的溝通，將駁正各國評論者提出的「棄台論」，作為外館辦理學務與文宣業務的重點工作。
3. 外交部首長及發言系統針對個案的對外陳述，雖因各有執掌而必然與陸委會不盡相同，但不宜有過大差異，予人「唱雙簧」的感受，尤其是徒逞口舌之快，無助於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之發言，理應避免。
4. 針對涉及兩岸議題制訂外館對外發言準則，並隨時動態檢討，確保外館發言與政府方針一致，減少擦槍走火情形。
5. 在東海及南海議題上，允宜延續我歷任政府對島礁主權及海洋權利的主張與發言基調，持續推動與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各聲索方的二軌對話。

三、國防政策

1. 持續辦理「國防自主」政策下之各項建軍方案，並擴大對國防之財政支援，以相關預算額度達到我國GDP之3%為目標。
2. 持續建構不對稱戰力，強化防空、反艦、反登陸能量，加強對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持續提升資通訊安全的國安政策位階。
3. 在國防部「防衛後備動員署」成立後，給予足夠政策與預算支持，排除組訓我後備戰力可能遇到之官僚機構與民間障礙。
4. 請蔡總統以降之政府高層將鼓舞國軍士氣、增加士官兵員眷福利及肯定國軍貢獻列為重點工作，遏止國內輕軍、蔑軍歪風。
5. 支持國防部、退輔會在推動轉型正義上之立場，以減少非當務之急的干擾。

四、政黨合作

1. 請蔡總統不憚其煩，利用當前至2022年地方選舉間的時機，持續誠意邀請在野黨領袖不定期入府共商國是，尤其在兩岸、外交、國防等總統執掌領域，廣開言路，謀求國內共識。
2. 在追討不當黨產及推動轉型正義方面，針對若干具高度爭議性、且不具急迫性之議題（譬如將「中華救助總會」列為國民黨附隨組織、要求國防部及退輔會全面移除所謂「威權象徵」等），宜暫緩推動。

歸納以上各項政策建議，筆者所言不過圍繞著「降低兩岸緊張、減少美方疑慮、爭取國際支持、強化自衛實力、增進內部團結」等五大面向、共30個字而已。蔡政府於過去五年間，在「爭取國際支持」與「強化自衛實力」頗有建樹，但在其他三方面略有不足，甚至相當欠缺，亟待奮起直追。

另一方面，筆者也想向美方做出以下建議：

1. 美軍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優勢軍力，才是穩定區域形勢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該採「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也不是能拉多少區域國家「口頭入夥」。只有做好在必要時憑一己之力與中國大陸周旋的心裡與實務準備，才是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最大憑藉。
2. 思考對台安全承諾時，政治考量要優於軍事考量。縱使從軍事意義上來說，中國拿下台灣並不會對亞太均勢造成重大、立即的影響，但對美國的聲譽、可信度與全球領導地位都將產生重大負面衝擊，故美國應明確將台灣納入重大利益清單，「棄台論」斷不可行，只有台灣試圖片面改變現狀是例外。
3. 將台灣視為美國重大利益一環，進而增加對台灣的支持，並不一定會讓美國被台灣激進政治勢力「綁架」。美方與其思考應該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不如明確再度宣示「不支持法理台獨」，為台灣內部的政治勢力競逐劃下紅線，也掃除中共必須在近期內武力攻台的口實。
4. 雖然美國對台《六項保證》中，明言「美國不尋求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作調停（We see no mediation ro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美國也不會施加壓力要求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Nor will we attempt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但隨著時勢變遷，美方應持續、堅定敦促兩岸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協商取代衝突，設法在近期內恢復一定官方對話管道，以降低緊張、避免誤判。

結語：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本文從耙梳「戰略模糊」、「戰略收縮」與「戰略清晰」三派論述，平議美、台雙方在維繫台海和平穩定上有待精進之處，並藉由換位思考，從中共政權的主客觀條件出發，推導出「倘若美、台雙方不及早裨補闕漏，中共可能在未來三至五年內武力攻台」的假說，並針對當前外馳內張的台海情勢，以「野人獻曝」的誠摯心情，向台灣政府提出「五大面向、30字箴言」的政策建議，另向美國政府提出四點建言，希望藉由謀求台海短期的和平穩定，為美、台爭取寶貴的整備時間，也為中、俄內部可能的未來變化爭取時間，乃是階段性的「以時間換取空間」戰略。至於兩岸的中長期博弈，涉及美中強權競逐、兩岸主權與制度之爭，變數既多且雜，本非一篇短文所能盡述，姑且存而不論。

古語有云：「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又云：「知易行難」。筆者上述建議，早已散見於國內外各家評論之中，只要當政者正視問題，及早行動，切實執行，縱然不能完全杜絕兩岸在短期內兵戎相見的可能性，也當能對暫時維繫台海和平穩定發揮一定程度的正面效益。只怕當政者囿於成見，以致詒誤時機，一旦台海戰事在近期內開打，我國不但外無強援、內無勁卒，且內部人心離散，輕易在外部壓力下土崩瓦解，則誠屬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大不幸！尚請各界有識之士共圖之。

＊作者為職業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