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也即在他被解除教授職務的當年，科拉科夫斯基便被允許離開自己的祖國，開始了在西方學府中的流亡生涯。我們從這一點中，或可窺知當年波蘭政府的相對懷柔。科拉科夫斯基此後任教過的大學，先後有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美國的伯克利加州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美國的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但其中主要還是在牛津眾靈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直至他於1995年從那裡榮休。此外，儘管到西方以後生活相對平靜，可是科拉科夫斯基不斷發表的著作，仍然對自己的祖國產生了持續而深刻的影響。比如他曾經提出，自發組織起來的社會團體，有可能在蘇東的極權體制中，去平緩地擴展市民社會的空間，這就對於團結工會運動有過相當的啟示，而後者又在當代波蘭史中占有顯著的地位。
正因為這樣，儘管科拉科夫斯基確曾在西方多次得過獎──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於2003年獲得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約翰‧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而這個重金的獎項可說是文科領域的諾貝爾獎，居然在首次頒發時就授給了這位波蘭學者——不過對他本人來說，恐怕更重要的還是來自祖國的榮譽。比如，他同時又是1992年重新設立的「白鷹勳章」的得主，這枚很像國徽的勳章作為波蘭的最高獎賞，是要授給「為波蘭國家和人民建立殊勳」的人。再如，波蘭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團結工會的顧問亞當‧米奇尼克，也曾盛讚他是「當代波蘭文化最卓越的創造者之一」。也正因為這樣，當他於2009年7月17日在牛津逝世時，波蘭議會隨即為科拉科夫斯基默哀1分鐘，而華沙大學的校長卡塔辛娜‧哈瓦辛斯卡‧馬楚科夫也是在悲痛中又透著幾分自豪地說，「這不僅是波蘭的，而且是世界的巨大損失。」
這一點，在我看來應該是特別重要。也就是說，儘管當我們閱讀他在各時期的著作時，總難免會產生不一而足的反應，儘管我們針對他進行跨文化閱讀的時候，也確實應當基於本土的經驗來進行利用，但無論如何，對於一位在不同的國度形成其思想的學者，還是應當首先去尊重他本國人民的判定，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再形成自己的判斷。要知道，這位後來雖已享譽國際的科拉科夫斯基，畢竟首先屬於他那一方特定的水土，畢竟是既脫身於、又服務於自己祖國的語境，所以，相比起任何外在的、難免有所隔閡或偏向的視角，他本國人民的看法都會更加圓融而周到，都更能體察他本人的痛苦感受與內心追求，也都更能全面地權衡各個方位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想要對之越俎代庖的結論，無論是來自哪個陣營或哪個派別，也無論是在冷戰前還是在冷戰後，就算還未流於隔靴搔癢和簡單粗暴，畢竟也只具有第二等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