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生者，我們應予以尊重；面對死者，我們應還以真相。—伏爾泰（Voltaire）
《世界報》並不是唯一一家以性別歧視、貶抑語調與錯誤說法將波娃的死訊公諸於世（並為其在世的一生定下輿論基調）的媒體。全球各大報的訃聞和文學評論都顯示，就連在死亡上，波娃仍得跟在沙特身後，盡職地待在她該待的位置：第二性的位置。沙特過世時，有些新聞文章壓根沒提到波娃，但波娃過世時，每一篇新聞都提到了沙特—有的以大幅版面詳述關於沙特的事，並以小到荒謬的篇幅匆匆帶過波娃的著作。
《泰唔士報》稱沙特是「她的導師」，說當年還在讀哲學的波娃「名義上是布蘭希維克的學生，但實際在課業上幫助她的卻是兩個曾與她發生關係的學生：先是荷內．馬厄，然後是沙特」。實情則是—波娃確實是布蘭希維克的學生；她在哲學上的成就與那兩名男性無關；她是在國考口試前曾幫助馬厄和沙特溫習萊布尼茲理論的那個人；她對於沙特大多的著作都曾提出批判性的意見。
《紐約時報》說，「沙特鼓勵她往文學方面發展，而波娃也十分感激沙特催促她探討女性所受的壓迫，使她進而寫出憤怒控訴女性處境的『Le Seconde Sexe』」。沙特確實鼓勵她往文學發展，而她確實也無比珍惜這位「在思想上無人可比的摯友」。但《第二性》的正確法文書名其實是「Le Deuxième Sexe」，而且波娃在開始寫作之前早已花上多年的時間建構自己的哲學、分析女性所受的壓迫。《華盛頓郵報》沒把書名寫錯，但他們替波娃安上的名號有沙特的「護士」、沙特的「傳記作者」、沙特身邊的「善妒女人」。
有些人可能會以為文學評論專文會好一點，但這些文章同樣令人失望。一九八六年的《世界文學人物事典年鑑》（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Yearbook）中有一篇長達十一頁的「西蒙．德．波娃」專文，但內容有一半在寫沙特的生平。在這篇文章的敘述當中，似乎只有沙特具有能動性（Agency）—他讓波娃感到在智識上被超越，並啟發波娃寫出《第二性》。
《兩個世界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裡的文章提到：「即便在死亡一事上，兩人仍有高低之別：她位居第二，在沙特之後」。「西蒙是個女人，所以她崇拜著她所愛的男人」。她成了沙特的書迷，一個沒有想像力的空洞容器：「她就跟她的墨水瓶一樣缺乏想像力」。而她的罪行不止於此。波娃藉由自己在「小家族」裡扮演的角色，限制、削弱了偉人沙特的力量：「如果沒有兩人周遭這堵日漸增厚、無法穿透的牆，如果沒有這番細心貫徹的復仇行動，沙特的人生不會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