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群體裡混上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很爛,不過初一那年就自學到初三數學,翻破了好幾本蘇聯版的趣味數學書。「文革」後全國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學幹掉了全部高中課程,而且進考場幾乎拿了個滿分(當時文理兩科採用同一種數學試卷)——閑得無聊,又把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題也輕鬆拿下,大有一種逞能炫技的輕狂。
我毫不懷疑自己未來的科學生涯。就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樣,一直懷抱工程師或發明家之夢,甚至曾為中國的衛星上天懊喪不已——這樣的好事,怎麼就讓別人搶在先?
黑板報、油印報、快板詞、小演唱、地方戲……捲入這些底層語文活動,純粹是因為自己在「文革」中被拋入鄉村,眼睜睜看著全國大學統統關閉,數理化知識一無所用。這種情況下,文學是命運對我的撫慰,也是留給我意外的謀生手段——至少能在縣文化館培訓班裡混個三進兩出,吃幾頓油水稍多的飯。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撓頭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學那裡明白「論點」與「論據」是怎麼回事,在一位鄉村教師那裡明白片語的「偏正」關係如何不同于「聯合」關係。如果沒有民間流傳的那些「黑書」,我也不可能如夢初醒,知道世界上還有契訶夫和海明威,還有托爾斯泰和雨果,還有那些有趣的文學呵文學,可陪伴我度過油燈下的鄉村長夜。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進入大學,在校園裡連獲全國獎項的成功來得猝不及防。現在看來,那些寫作確屬營養不良。在眼下寫作新人中閉上雙眼隨便拎出一兩個,大概都可比當年的我寫得更鬆弛、更活潑、更圓熟。問題是當時很少有人去寫,留下了一個空蕩蕩的文壇。國人們大多還心有餘悸,還習慣於集體噤聲,習慣于文學裡的恭順媚權,習慣於小說裡的男女都不戀愛、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財主總是在放火下毒、各條戰線永遠是「一路歡歌一路笑」……那時節文學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才華。一個孩子只要冒失一點,指出皇帝沒穿衣服,便可成為驚天動地的社會意見領袖。同情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勇敢就是文學。宋代陸放翁說「功夫在詩外」,其實文學在那時所獲得的社會承認和歷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學之外。
就像特定的棋局可使一個小卒勝過車馬炮。
解凍和復甦的「新時期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時隔多年後的重續,也是歐洲啟蒙主義運動在東土的延時補課,慢了三兩拍而已。雙方情況並不太一樣:歐洲人的主要針對點是神權加貴族,中國人的主要針對點是官權加宗法;歐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補損工具,中國人卻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會轉型的大震盪和大痛感似曾相識,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學、要民富國強的心態大面積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師們那裡幾乎每個標點符號,都很對中國學子的胃口。毫無疑問,那是一個全球性的「大時代」——從歐洲十七世紀到中國十九世紀,人們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社會變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識範式(科學史家T.S.庫恩語),而是創建全新知識範式,因此都釋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義文學,重新定義生活。李鴻章所說「三千餘年一大變局」當然就是這個意思。歷史上,也許除了西元前五百年前後古希臘、古印度、古中國等幾乎不約而同的文明大爆炸,還鮮有哪個時代表現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