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詐騙集團的猖獗已經不是新聞，大部分的民眾或多或少都有被詐騙集團實施詐騙的經驗，近年來民眾警覺性提高，對於台灣國內民眾實行詐騙越來越難，詐騙集團轉而發展新的「藍海市場」，詐騙集團逐漸轉為跨國運作的方式。
去年的「肯亞詐騙案」、「馬來西亞詐騙案」，到最近的「南韓詐騙案」與「西班牙詐騙案」等，都是利用在第三地國家設置詐騙機房，然後對如大陸地區或東南亞國家的民眾實行詐騙犯罪。詐騙涉及的金額之大，光是肯亞詐騙案，估計受騙金額就高達1億3500萬台幣。
這種跨國詐騙案延伸出一個複雜的法律問題，由於詐騙嫌犯、詐騙實施地、詐騙受害者都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司法管轄權往往難以釐清，詐騙嫌犯的偵查與法律訴訟應該在何地進行，往往產生爭議。
另一個容易產生爭議的是判決詐騙案的實質正義層面，當各地對於詐騙案的刑責不同，如何能落實實質的正義，也造成話題。
目前台灣針對詐騙犯罪的刑責有過輕的疑慮，單就刑責來看，中、韓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日本與德國最高十年有期徒刑，台灣詐欺罪最高刑期五年，電信詐欺最重七年，都相對較輕。
若非捕獲詐欺犯罪集團首腦，在實務上可能更是輕判，例如民國100年檢警與中國、印尼、泰國等國聯手掃蕩詐騙集團，查獲台籍嫌犯400多人，返台後檢察官聲押167人，其中三名嫌犯獲判十個月到一年半刑期，易科罰金僅兩萬到六萬元不等。
加之跨國詐騙金流追查困難，基本上都無法將詐騙所得有效追回，加之初犯刑期都偏低，甚至都以緩刑處理，對於犯罪的嚇阻力有限。
甚有詐騙集團成員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只祈禱被抓後送回台灣，一切就海闊天空，可以把詐騙當成青年累積創業資金的方式。實質正義無法落實，由此可見一斑。
台灣以人權立國，對於犯罪人當然也需要保障其應有權益，但是實務上較輕的量刑方式，讓台灣儼然成為國際間的詐騙犯天堂，持續向海外出口詐騙犯罪，對於台灣的國際形象與民眾對於司法正義的期待，都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另外，在現今兩岸關係冷凍期的時空環境下，當詐騙嫌疑犯為台灣籍，詐騙受害者為中國大陸籍時，往往產生兩岸司法管轄權的爭議，造成兩岸的社會衝突，不利於兩岸的和平發展。肯亞詐騙案、馬來西亞詐騙案到最近的西班牙詐騙案都反映了相關情勢的嚴重性。
若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台灣檢警單位需持續加強跨國偵辦合作的努力外，必須在法律層面也展現出嚴厲打擊詐騙犯罪集團的決心，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落實實質正義並強化犯罪嚇阻力，才不至於讓台灣坐實詐騙犯天堂的惡名，也能更有效阻止詐騙犯罪持續出口海外所帶來的爭端與負面影響。
＊作者為台北市大安文山區市議員參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