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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委內瑞拉知識分子卡洛斯.蘭格爾(Carlos Rangel)說過,從墨西哥到阿根廷之間的十萬公里意味著地理距離,而非精神距離。通行西班牙語的美洲擁有充足的歷史與特徵共通性,使我們得以整體概括而論。蘭格爾同樣鄙視卡斯楚的共產獨裁及皮諾切的法西斯獨裁,主張較低階層的拉丁美洲人身陷壓迫與反叛的永恆迴圈,若非聽命於高貴凶殘之人,就是要迎向革命的挑戰。窮人的捍衛者將拉美的弊端全歸咎於掠奪成性的外國人:我們貧窮是因為富裕國家的剝削;因為他們奪走我們的財富,使我們淪為服務強大第一世界的附庸。富人的捍衛者守護種姓制度與現狀,傾向偏袒獨裁者、鐵拳頭、軍隊、教會,甚至是外國干預,讓富人保有對他們有利的權力,使事物一切如常。較富足階層的拉丁美洲人追求鐵腕統治。蘭格爾斷言,無論階級為何,我們惟恐天生注定遭逢厄運。我們假定自身終究要淪為或貧或富對立陣營的犧牲者,蒙受怨恨歷史、制度缺失、我們最低劣的本能所害。我們相信失敗根深柢固,代代相傳。如果就像黎諾、像太多拉丁美洲人,我們仍在鑿石,仍在汲水,仍多半過著數百年前祖先的生活,我們又怎能不這麼想?
必定有許多制度缺失的證據。儘管我們熱愛家庭與傳統,儘管我們秉性友善且具備天生的創造力,儘管我們有勇氣面對逆境,拉丁美洲處處失能。若以死亡人數當作唯一指標,我們是地球上最險惡之地。置身從街頭暴力到政府暴行的永恆擺盪,我們對於刀劍的文化適應力驚人。近半個世紀沒有其他地方展現更顯著的極度麻木,拉丁美洲國家變故連連,叛亂演進成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演進成「毒品經濟」,失序肆虐大地引來軍事鎮壓屠殺。數十年來,從索諾拉沙漠到秘魯的高原,軍隊組織膨脹形成堅強的反叛亂勢力,當行動結束後,大批失業的戰士流入城市與村莊,成為毒品貿易的現成戰鬥部隊。於是一個世代的軍隊將領,在下個世代變成罪犯。曾為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作戰的退役士兵受毒品業召募至麥德林郊外森林,一如曾替光明之路作戰的秘魯部隊最終為瓦亞加溪谷的古柯鹼大亨舉起槍。在這片土地上,從民兵變成毒品罪犯是一條常見軌跡。卡洛斯的情況即為如此,本為赴安哥拉獻身共產主義的年輕古巴戰士,在華府找到的賺錢門路是為毒販跑腿。
若說地球上少有地方如拉丁美洲一般暴力,貪腐情況也是如此。根據民調,絕大多數拉美人認為他們的政府充滿惡習。在最需正直之處,貪腐的危害最大:此區域的維安部隊。在拉丁美洲,警方和軍隊常與政治人物共謀,服務對象更可能是碰巧掌權的任何人而非法律條文。當拉美獨裁者著手重修憲法,撤銷對其權力的抑制,警察首長與將領則獲授予毫無拘束的宰制力,對人民施加暴行。二○一五年在薩爾瓦多,原為游擊隊首領的副總統批准警察總監「不顧後果」圍剿幫派成員的政策。在宏都拉斯,一位緝毒特派員調查政府與古柯鹼集團的勾結,發現國家警察直接向毒梟報告,並執行他們下達的謀殺令。「我們從核心處腐爛了。」這位緝毒特派員由於工作表現太亮眼被開除後說。「我們置身深淵的邊緣……你寫一份報告,你交給上司,接著發現你記錄的犯罪正是他的作為。」兩週後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