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指控
薩達爾・帕沙伊（Sardar Pashaei）長期公開向IOC施壓，要求加大其努力。他本來是伊朗摔跤冠軍，也曾執教國家隊，直到2009年逃亡美國。
他說，逃亡的原因包括被任意限制旅遊、妨害就業等。他認為父親的政治背景也許是他遭受此等待遇的理由。
他說自己當教練時，曾有表現甚佳的選手被要求輸掉比賽，以免在下一回合與以色列選手對壘。伊朗不承認以色列有資格作為國家存在，並禁止其運動員與以色列選手對賽。
對於女性運動員來說，她們所要面對的限制就更多。
蘇海拉・法拉哈尼（Soheila Farahani）過去數十年一直是伊朗成功的排球選手和國家級裁判，她在32歲那年創下先河，成為伊朗首位國際排球女裁判。
在公眾冷眼下，她的性取向受到嚴密審視。
她邊說著邊潰不成聲：「認清自我的過程很艱難，我沒有任何對象可以傾訴。在伊朗，要是你是女同性戀者，你就有危險。」
接踵而來的試探性問題使風險增加，他在2015年決定移民美國。可這並不會讓她免受伊朗的法律管轄。
2018年，她因為在美國沒有戴頭巾（hijab），而遭伊朗驅逐出其國際排球裁判名單。在伊朗，女性戴頭巾是法定強制要求，同性戀則是刑事犯罪行為，可被判處死刑。
「體育是對政府的威脅」
另一位流亡海外的女運動員非常害怕在伊朗家屬的安全有疑慮，拒絶公開姓名。她說，自加入「為納維德而團結」運動以來，威脅不斷加劇。
這些威脅主要是來自Instagram私訊，也有一些是她認為發自伊朗情報部門的手機簡訊。
其中一則簡訊從波斯語翻譯出來是這樣說的：「要是你繼續從事對抗我們的活動，我們會割下你的頭顱，送給你的家人。」
居於美國的伊朗記者與人權活動人士馬西赫・阿利內賈德（Masih Alinejad）對BBC說，恐嚇自我流亡運動員是伊朗當局的典型作風。
她說：「體育是伊朗政府將其意識形態寫在運動員身體之上的機會。」
但英國國際事務分析員馬吉德・塔夫雷什（Majid Tafreshi）說，「為納維德而團結」運動的主張不利於伊朗人民及其國家利益。
他說：「伊朗人並不支持處死阿夫卡里，但幾乎所有人都絶對反對禁止伊朗參與國際體育活動。」
帕沙伊則預期，即使不頒布禁令，奧林匹克官員也至少要調查伊朗涉嫌歧視與暴力對待運動員的指控。他許諾，直到他們做到之前，「我們絶對不會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