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現象的原因為何？許多史家曾試圖說明此乃受根深蒂固的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向來強調「君子動口不動手」，因此寧可不打仗；儒家學者不屑關注軍事事務；中國文人一向討厭向外夷借鑒學習；又或者是中國在明初就犯下了某些學者所謂「決定歷史發展的錯誤」（epic mistake），把注意力聚焦在國內，與整個世界隔離。如前面各章所述，這些解釋都有問題，充其量都是些不夠充分的論述。
儘管中國早早就進入了儒學當道的時代，但至少在十八世紀之前，歷朝各代的軍事革新活動依舊熱烈進行著。此外，雖然許多人主張中國從十五世紀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但還是有大量證據顯示，在十五世紀以後仍有許多官員願意對外來科技採取開放的態度。十六世紀初，中國的知識分子初次發現了歐洲的「精良大砲」，他們立刻開始加以採用並且改良，製造出各種尺寸與風格的大砲，但仍然保留「佛朗機砲」的原名。到了一五五○年代，中國的統治者欣然採用大口徑的前膛砲與火繩槍，並且在一五五○年代就讓他們的火槍手用知名的火槍陣來進行演練──他們採用火槍陣的時間點遠遠早於火槍陣在歐洲各國與日本出現的時間。十七世紀初，「紅夷砲」透過荷蘭人與英格蘭人傳入中國，也被中國人採用，另外由葡萄牙與西班牙製造的類似形制的大砲也是。中國本身就具備先進的鑄造技術，所以才能夠如此有效率地仿鑄這些大砲，以至於這些仿鑄品在某些方面居然比歐洲大砲更為優異，所以亞洲殖民地的歐洲官員在設置鑄砲廠時，甚至會延聘中國的鑄砲匠。
東亞在早期現代（從十六世紀初到十八世紀初）之所以能夠與歐洲各國保持勢均力敵，原因之一就是這種仿鑄活動的存在。然而，我們還是必須承認歐洲在兩個方面握有關鍵優勢：首先，事實證明歐洲各國的砲艦比中國的戰艦更為優越。不過，這並非足以影響勝負的壓倒性優勢。中國的海軍將領們還是可以把船駛入淺水區、發動偷襲或者使用火船，以各種攻略打敗歐洲部隊。此外，在十七世紀中葉時，中國的軍事將領們已經有辦法製造出類似於歐洲砲艦的戰艦。他們之所以放棄這一項將海軍現代化的計畫，並非因為中國的科技程度不夠，而是地緣政治環境改變了。官拜「五虎游擊將軍」的明朝海軍將領鄭芝龍於一六三三年（崇禎六年）擊敗荷軍後，中國再也沒有必要發展遠洋海軍軍力，而且明朝主要的外患原本就是來自於滿人，並非歐洲人，滿人向來不擅長水上作戰，因此只要有傳統的中國戰船就夠用了。一六六一∼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到二十二年）的明荷之戰期間，歐洲的海軍優勢扮演了關鍵角色，但鄭氏政權還是打贏了。歐洲的第二個優勢來自於先進的堡壘設計能力。儘管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在十七世紀進行過歐式砲壘的實驗，但最終都沒有辦法為中國人的城牆文化帶來持續性的改變。所以，當東亞的部隊在十七世紀中葉對俄國人與荷蘭人興建的堡壘發動攻勢時，才會陷入困境。雖然這兩支東亞部隊最終都攻下了堡壘，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且從戰役的詳細紀錄看來，中國的指揮官都不懂得如何攻打這種堡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