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李鴻章在寫給曾國藩的信裡面表示：「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他把時間點抓得真準。剛好百年後的一九六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原子彈試爆，象徵著中國已經有辦法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蘇聯早已在一九六○年就把技術人員給撤走了）發展先進武器計畫。從那之後，中國持續改善其軍事能力，如今它更是砸下重金來開發戰艦、核子潛艇、導彈系統、軍事衛星與隱形轟炸機。中國的軍力擴張得如此之快，甚至讓該國領導人不得不為了安撫世人而屢屢向全世界喊話。就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法演講中所說的：「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許多人都感到戒慎恐懼。畢竟，中國先前的明、清兩朝，都是穩固了國內的政局後，就開始對外發動大規模擴張戰爭。好戰的明朝永樂皇帝（一四○三∼二四年在位）就是憑藉著精良的火器部隊南征安南（越南），北討韃靼（蒙古），甚至還派遣艦隊遠渡重洋，干涉那些與中國相距千萬里的國度。相似的，從清初以降到清朝中期，康熙皇帝與繼任的幾位皇帝也曾入侵過西藏、揮兵中亞，後來並且對安南、緬甸與廓爾喀（尼泊爾）發動攻擊。明清兩朝之所以能震懾潛在的敵人，長時間稱霸東亞，持續有戰事發生是原因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怎樣使用它的武力？這是任誰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但看來它似乎不太可能變成像清朝那樣的霸權，對外擴張版圖。事實上，近年來甚至還有一些中國思想家宣稱，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所謂「新戰國時代」──而且這一次不光是它自己，是全世界都身處其中。這論調也許太悲觀，但中國似乎是從十九世紀以降直到現今，就開始回歸到中國歷史上比較標準的發展模式：也就是戰亂頻仍，因而促成了深層而且蓬勃的軍事革新。現在中國的處境也許的確不太像原來的那個「戰國時代」（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而是比較像我所謂「宋代的多國交戰時期」（Song Warring States Period，西元九六○∼一二七九年）。在那一段時期，中國的戰事並不如戰國時代那樣頻仍，但宋、遼、西夏、金、元等各朝共存於一個持續激烈對立的地緣政治環境中。
結果，中國在「宋代的多國交戰時期」變成了一個頻頻進行軍事創新的國家，當時共存的各朝也就成為火藥科技以及許多其他科技的領先者。在西元九○○年以降到十九世紀末的所謂「火藥時代」裡，此一領先優勢持續了五百年之久（從第十世紀到十五世紀中葉）。儘管火器早在一三二○年代就已經流傳到歐洲，但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歐洲人還沒辦法像中國人那樣有效地把火器用於戰場上，這就是為什麼十四、五世紀時明朝部隊裡銃手（槍手）的比例會遠遠高於歐洲各國。事實上，歐洲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從一三八○年以降就在大砲科技方面取得了領先地位，但這可能是因為歐洲城牆的厚度遠遠不如中國的城牆：正因為城牆可以用大砲轟破，所以歐洲各國領袖才會把大筆必要的資金用來製造、維護與佈署大砲；但在中國，因為城牆轟不破，所以不值得投入經費來研發大砲。一四八○年之後，各種尺寸的歐洲大砲的確已經變得比中國的大砲更有威力，但是到了一五二○年代，中國又把這個科技上落後於歐洲的劣勢給克服了，此後一直到十八世紀才再度出現劣勢──而這也就是我們所謂「軍事大分流現象」（Great Military Divergence）出現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