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少有人知的是，嘉納治五郎的學生中，除了這位日本馬拉松之父金栗四三，另有後來享譽世界的中國作家魯迅——當時他的身分姓名，還是「清朝南洋派遣礦務學生、周樹人」。
將金栗四三與魯迅作為同時代人並置觀看，才能真正「第一次東京/日本奧運」對二十世紀亞洲的百年意義。
從亦樂書院到宏文學院
在嘉納治五郎接任校長的第二年、西元1894年，中日發生了甲午戰爭。這次的戰爭，被後世視為清末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國力總對決，結果亦無懸念，是由日方勝出。
於戰爭落幕（1895）的隔年，戰敗的清朝政府即派遣13名學生赴日留學。在名臣張之洞1989年寫下的〈勸學篇〉可窺當時的思路：推行「中體西用論」的教育改革，必須推廣現代教育、開設新式學堂，故有派遣留學生赴日的必要性。
彼時，中國駐外公使委託西園寺文相執行留學生教育，西園寺則將這一任務交付給身為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可說總管全國教育任務的嘉納治五郎。嘉納治五郎四處奔走，覓地成立「亦樂書院」，1902年，書院應清國政府要求，必須收容更多留學生，進一步擴大、開設「宏（弘）文學院」，即是魯迅後來的求學之所。
嘉納治五郎當時又是什麼樣的心態？1902年，一場校長嘉納治五郎與中國留學生楊度的辯論，可窺一二。
根據學者北岡正子的考據，這場辯論的主題是：「究竟何種教育才可以救中國？」留學生楊度稱，應「以騷動（革命）帶動文明進步、保障國民生存」，而師長嘉納治五郎則主張「漸進改革」、以教育促進國民水準提升。楊度後來返回中國，投身公車上書運動、在民國時期發起「籌安會」，貫徹他激進革命的主張。
在辯論當時，兩人並沒有說服彼此，但他們都同意一點：當時的世界，是白種人與黃種人的競爭場所，中國的危機，同時也是包含日本在內的黃種人危機。雙方在這點共識上，結束了當天激烈的爭論。
作為明治維新之子，嘉納治五郎的教育思想可說是環繞著「白種人 vs 黃種人」的世界局勢開展，如何在這全新的時代中，教育出新世代的日本人、乃至中國人。其中，文科的教育固不可少，體育活動中所展現的身體與生命哲學，才是他為黃種人所找到的雙全之法。無論是從他奔走推動日本加入「和平與友誼的奧林匹克」；或者在他創辦柔道運動時，提倡「精力善用（即「以柔克剛」）、自他共榮」的信念，都可以看見呼應。
然而，日本而後由明治維新走向軍國主義，如嘉納治五郎這般講求漸進改革，盼望以紮實的國民教育改變日本、中國，並期待世界青年以體育和平交流、建立友誼的路線，終究一步步被戰爭的力量所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