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共建黨方五年。胡適受邀於國外進行一場英語演講，題目為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中國的文藝復興〉），談五四，談國民黨，更重要的是談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一演講完，在場的評論人便認為「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了。」
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在演講裡，談到了中國當時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缺乏組織。國家的力量無法觸及農村裡來。缺乏組織，所以生產力低落。缺乏組織，所以國家不能統一。缺乏組織，所以中國是一盤散沙。中國在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一切困境，若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講，便是出於：
「中國人作為一種族，向來缺乏組織（The Chinese as a race have always shown a lack of organization）」這便是胡適眼中困擾了中國數百年的困境。本文簡稱為「胡適難題」。
台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便分析到，在當時的脈絡裡，蘇聯當時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股巨大的勢力，讓讓中國多數人把「列寧式政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看成了解決中國一盤散沙的終極工具。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相信共產主義，是相信這樣的現代化模式得以將基層社會組織起來，發達經濟，富國強兵。
1949年後，中國人最終選擇了布爾什維克的方案。就算在1979年後改革開放，放棄了社會主義，但終究沒有放棄列寧式政黨、一黨專政跟菁英先鋒隊、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等等的「布爾什維克的概念」。
本文將會從三個時點：1880年代的苗栗、1934年的江西南昌，以及2000年後的河南省新野縣，分別利用淡新檔案、蔣介石的南昌改革以及近年來火紅的馮軍旗教授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略談中國這百年的巨大社會轉型，並回頭檢視「胡適難題」。胡適難題被中共解決了嗎？代價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