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該恭喜你，還是替你難過。」在王丹流亡之初，吾爾開希在電話中對他說。「流亡，日子永無中止，是無期徒刑。」
那之後，又是十五年過去了。
人生軌道在台灣重合
相比那留存在紀錄片中的經典模樣，如今的王丹老了。歲月在他身上留下的證據是，眼角的皺紋、發福的身材，以及，「超嚴重的中年危機」。年輕時，他一覺可以睡到九、十點鐘，但現在，六七點就會自然醒轉。
但從很多行為看，他與一般追求時尚與生活質量的年輕人無異，每天花三到五個小時在Facebook上，懂得在客廳一角點Muji薰香精油，寫「小資文青」的文章時，會故意喝點兒紅酒以培養情緒，聽Dido和阿桑的歌。「四十歲以後，超焦慮的。拼命裝年輕就是焦慮的表現。」他的聲音裏依然有北京腔與足以辨識的沙啞，但也會自然地帶上一些台灣人常用的語詞。最近五年，他在台灣擔任新竹清華大學教師。
吾爾開希胖了更多，他難免要應對更為嚴苛的評價。在那些不喜歡他的人眼裏，他一度不斷增加的體重也可以成為攻擊的標靶。儘管這兩年經過堅持游泳，他的減肥已略見成效，但仍與當年的形象相去甚遠。當他說話時，一切都回來了，那個穿著病號服打斷李鵬講話的年輕人始終住在他身體裏，他的自信與健談從來沒有變過——「在台灣，我也是一個廣受尊重的政治評論家。」
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五十天裏，原本素不相識的他們，有了短暫的交集。因為台灣，他們的人生軌道再次重合。
如果說，王丹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初次拜訪台灣，只是如蜻蜓點水般的掠過，幾年後，他主動選擇與台灣有了更深刻的接觸——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是一九五零年代兩岸政府國家暴力比較，他需要頻繁地往來台灣做田野調查。他很快愛上了這裏。有一次，朋友騎著機車載他在花蓮逛，他突然覺得「就像上輩子住在這裏」，每條街道都很熟，充滿親切感。學業之餘，他投入很多時間遊歷台灣，「我們知道的阿里山、日月潭都是最醜的，台灣漂亮的地方多了」。
台灣對他的另一重吸引力，是文化。初中時，他就讀台灣詩人的作品，那是他最早對詩歌的接觸，「我那點小文青氣質都是台灣熏陶出來的」。住在台北後，他鍾情於參加各類藝文活動，成了兩廳院（即國父紀念館兩側的國家戲劇院與音樂廳）的「長期金主」。他努力不錯過每一部上映的台灣電影，蔡明亮是他最喜歡的導演之一。
事實上，對於定居之地，既符合他理想又現實可行的選擇，幾乎只有台灣了。美國求學十年，他始終存在成為美國人的心理障礙，缺少歸屬感。他想回到華人社會，香港從未允許他入境。他的中國護照在二零零三年過期了，理論上，他是個無國籍人士。這為他帶來了很多麻煩，每次更新居留許可需要經歷繁瑣的程序，他不能在台灣買房，也無法享受退休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