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回首二十五年風雲。他們背負著十字架，被作為倖存者的負罪感所困擾。兩人在台灣尋找人生的歸屬，吾爾開希已是台灣女婿，拿中華民國身份證，有三個孩子；王丹也在台灣的大學教書多年，與學生關係融洽，「子弟兵」更是台北太陽花學運領袖，並辦「中國沙龍」作為兩岸學生交流平台。他們支持台北太陽花學運，「自我反省者」思維改變，重新激進化。
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他們成為了天安門學生領袖。在那之後，十字架始終跟隨在他們身上。十字架意味著蒙難與代價，他們入獄、流亡、與至親分離，作為倖存者的愧疚時時困擾著他們；十字架也意味著救贖與責任，他們無法成為職業革命家，但他們始終竭力呼喊，而在故土之外，他們需要尋找歸屬與腳下的根，重新確認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十字架也意味著負擔與捆綁，他們難以成為政治之外的自由人，無論走到哪裏，人們看到的，是他們臉上的歷史烙印。從進入民運的那一天起，他們再也無法真正離開。
但十字架也是復活與新生命的象徵。
電話是王丹打給丁子霖的。隨後，吾爾開希從王丹手中接過話筒，抖抖索索地對丁子霖說對不起。這是兩人的首次對話。「很高興你打來電話。」丁子霖回答，但她的聲音裏感受不到任何喜悅。通話幾分鐘後就結束了，因為話筒兩邊的三個人都失聲痛哭到幾乎無法說話。「你就把我們當你的孩子吧。」吾爾開希最後說。
此時是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深夜，距離六四事件已經過去近十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丁子霖成為了一個傷心的母親——她的獨子被解放軍的子彈奪走了生命。（她後來成立「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裏都是和她一樣在那夜喪失了至親的女人們。）如果不是王丹之前已經和丁子霖建立了聯繫，吾爾開希不敢面對她，他面臨巨大的精神壓力，知道丁子霖對學生領袖有憤懣情緒。「我一直背負著作為倖存者的罪惡感。」吾爾開希向亞洲週刊回憶：「也許不是聽了我的演講受感召，他們還會活著。」
那一夜，在吾爾開希台灣的家中，王丹和他徹夜長談直至天明，其間多次抱頭痛哭。兩人相識於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之後，他們是公安部發出的學生領袖通緝令上排名第一與第二的人。僅僅幾天前，王丹從美國抵達台灣開始為期一週的訪問，十年未見的兩人才得以再次見面。此時的他們，已經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命運——吾爾開希從未經歷牢獄，他的流亡生涯已經持續了近十年，他已決定要在台灣長居下去，已經結婚了，剛剛獲台灣長期居留權，第二個兒子出生不久；而王丹進過兩次監獄，七年時光耗費在鐵窗中，在北京短暫的自由期間，他與丁子霖建立了聯繫。一年前，他才以保外就醫形式被遣往美國，成為流亡者群體中一名新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