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西方媒體就比較少有這個問題，儘管西洋列強在中國也扮演者侵略者和殖民者的角色，但在現實國際政治中，他們並無在中日兩國之間選邊的必要，民營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也有較高的自主意識，因此在報道中日戰爭時，會盡量保持客觀的立場。所以，西方媒體會出現相當數量有關中國軍民抗戰的圖文故事，尤其日軍轟炸所造成房屋毀壞，大批無辜平民傷亡的慘狀，更激起新聞記者的良知。日本侵華以後，西方記者對中國人處境的同情筆調，就是基於這種心理。
事實上，過去半世紀多以來，中國人引述有關日軍侵華罪證材料，有相當比例來自西方外交官、新聞記者和教會人員的記錄，南京大屠殺就是明顯的例子，最早披露這件慘案的就是美國《生活》雜誌，當年所刊登的圖片至今我們仍不斷翻拍使用著。儘管西方的新聞刊物有如此高的文獻價值，為何至今中國人只有斷斷續續地引用，而沒有系統性地收藏與譯介呢？我想原因有幾個，首先，雖然中日戰爭是國際大事，但西方國家畢竟沒有直接捲入戰火，歐洲大陸自一戰結束以來，依然紛爭不斷，希特勒的崛起吸引了多數人的目光，遠東的問題並非主要的關切，因此對中國抗戰的報道雖然有一定的數量，但仍然是有限的，當然更不能跟日方宛如天文數字的宣傳出版物相比。其二，二戰爆發後，歐洲大陸也陷入熊熊戰火，法國、荷蘭、比利時相繼被佔領，人民生活困苦，除了公家圖書館存有過去的大眾畫刊之外，民間的文獻收藏必然遭到嚴重的破壞，畫刊收藏整體數量必然更少。其三，歐洲路途遙遠，對中國收藏家和研究者而言，走一趟耗時費錢，並不容易，收藏工作的門檻過高。最後，也可能是關鍵的，中國對這個領域的認識不足，尚未充份體會到西洋畫刊中有著珍貴的文獻，是史料研究的寶礦。
基於這種認識，過去幾年，我一直把西洋畫刊作為收藏工作的重點，其份量不亞於老照片。這些畫刊涵蓋的中國報道，從英法聯軍、太平天國事件、中法戰爭、甲午戰爭，一直到庚子事變、日俄戰爭、辛亥革命等等，後來更將主題延伸到中國抗戰。我的工作夥伴、荷蘭籍的藍柏先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幫忙找到了許多報道中國抗戰的刊物，包括了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美國等國的畫刊。
在整理西洋畫刊的抗戰史料過程中，我學習到了兩項重點：第一，是印證了在抗戰領域上，西方刊物確實比日本出刊物有更高的文獻價值。
西方史料忠實反映歷史
以當年英國《倫敦新聞畫報》報道日軍佔領中國首都南京的封面故事為例，日軍所佔領的南京中華門前就散落著許多中國陣亡將士的屍體，顯示他們在中華門陣地上堅守戰死一刻，這是西方記者現場拍攝的真實場面，在日本的出版物上，這樣的畫面是看不到的。由於中國人長年來對西方畫刊文獻價值的輕忽，以致於未能充份運用這些圖片輔證侵華史料。
第二，西方列強在華有本身的利益考量，立場並不完全一致，除了墨索里尼主政下意大利刊物明顯地支持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之外，其餘如英國、法國、美國、荷蘭、德國等刊物，形式上保持中立，情感上明顯是同情中國的。德國的情況尤顯得微妙，儘管納粹德國在歐洲造成恐慌，不過在西方國家普遍不願意得罪日本的情況下，德國卻是唯一提供精良軍事裝備給中國的國家，日本侵華初期，德國媒體明顯地站在中國這一邊，直到後來德、意、日軸心國成立時，情況才有了根本的改變；反之，中美英蘇組成同盟國，美英媒體也就一面倒地支持中國。閱讀西方畫刊，不僅可以看到珍貴的抗戰圖文史料，也可以清楚地歸納出當時國際政治演變的脈絡。
總的來說，西洋畫刊所呈現的抗戰歷史，其中的視角和許多珍貴圖文，是我們過去所忽略的，相信這些材料不僅可以填補部分歷史空白，更能夠引領有關抗戰史實新的思考方向。這些努力必然有助於港、台新一代，能夠了解抗戰史實，緬懷先人的犧牲，並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