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發舉例，1942年2月，毛澤東開始在延安發動整風，開始召開文藝座談會，批評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等，隨後在4次的文藝座談後，毛澤東認為文藝寫作是的服務對象是工農、內容要歌頌光明面，理論學習是馬列主義，這樣的對文藝的價值定調，延續到今天。
第3個面向則是「組織純潔」，具體落實點是毛澤東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幹會議上宣布，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而且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要注意反特鬥爭（反潛伏在共產黨內的國民黨特務）。
陳永發也提到，延安整風時期，留下每個黨員的大量自白資料，也使得「審幹」運動得以推行，並有1943年的「坦白運動」，讓知識分子共產黨員開「坦白大會」，力求「在整風中發現奸細」。這些運動帶來的結果，在於樹立起毛在中國共產黨的一元領導，但也讓這些黨員認為「黨可以跳過司法，決定黨員生死大權」。
陳永發總結時表示，毛澤東時期自延安整風起，到建國後不斷重複相關的運動，但也重覆了延安時期的弊病和問題，當今的習近平時代號稱又要再推「延安整風」，但要先從中了解當年所有事情，才能有所借鑑。現場也有聽眾提問，習近平是否學習毛澤東，陳永發則認為，儘管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當年也曾待過延安，但習近平與毛澤東差得太遠，毛澤東較有前瞻性，習近平則是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例如一帶一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