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尼特赫然發現，安格爾和聶華苓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經費，竟然是來自中情局的外圍組織法菲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除了法菲德基金會，中情局的另一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國務院亦都曾資助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台灣的一些民間機構亦曾向國際寫作計劃捐款。台灣的一些反共政客與右翼文化打手曾對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邀請自由派作家赴美，表示不滿。台灣著名異議作家柏楊在安格爾於一九九一年去世時，撰寫《懷念中國人的朋友﹕悼保羅．安格爾》，文章裏提到﹕「國大代表鍾鼎文先生在報上把愛荷華的經費來源的國務院，誣指為花花公子雜誌，指控保羅夫婦對中國文化包藏禍心。」
安格爾於一九零八年生於愛荷華州西達拉皮茲市（Cedar Rapids，又譯雪松急湍），曾就讀柯（Coc）學院、愛荷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因品學兼優獲羅氏學者（Rhodes Scholar，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亦為得主），負笈牛津大學。安氏以寫詩出名，班尼特說他像當時的許多理想型的知識分子，曾嚮往和相信共產主義，日後又拋棄共產主義。安氏做過奧亨利獎（O. Henry Prize）叢書主編。他主持愛荷華作家寫作坊的四分之一世紀裏，使寫作坊揚名天下，全球各地作家都想到被玉米田包圍的愛大進修，與世界各地作家促膝把晤、通宵暢飲，交換寫作心得。國際寫作計劃亦成為化敵為友的文化園地，最流行的傳奇是，一位以色列作家和一位巴勒斯坦作家初見面後，曾互擲酒杯對罵，幾個月後分手時，兩個人抱頭痛哭。
中情局希望國際寫作計劃通過海外作家向全球推廣反共宣傳，並介紹美國文化。但安格爾和聶華苓則經由國際寫作計劃，廣邀兩岸三地作家進行寫作心得、民族感情、文化共識的交流與提升，其正面作用遠超過中情局的冷戰構想與原始創意。海峽兩岸當局都曾因懷疑或不滿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而動用政治力量抵制或阻撓作家赴會，甚至不讓安格爾夫婦來訪。
班尼特今年二月曾在《高等教育紀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發表長篇文章，敘述中情局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關係，他亦準備出版《帝國的寫作坊》，以申論中情局如何介入包括寫作坊在內的各種文化機構。班尼特對中情局的做法持負面看法，深不以為然。但安格爾和聶華苓卻利用愛荷華國際計劃，為文學和文化打開一條新路與生路，使兩岸三地和其他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地暢述衷情，這也許是中情局特務沒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