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經歷過50年代香港的陳方正說明，當時香港的處境很艱難，首先還未從戰爭中復原，湧入大量大陸難民，人口遽增4倍，經濟非常困難，同時受到想突破禁運的新中國、挑動反共意識的台灣及美國這三大外部壓力，能維持穩定是一個奇蹟，而這要歸功英國人高明的政治手腕。
50年代香港的經歷種下余英時日後的根基
陳方正指出，當時美國一方面要求香港政府收緊中國輸入物資的渠道，還有長期的戰略目標，政治上是為扶持第三勢力，文化上則資助教育和出版活動，培植自由民主思想對抗共產主義，這是當時香港知識份子能發展出一個蓬勃活躍社群的基本原因，例如新亞書院也得到美國雅禮協會大力支助。
陳文正說，對余英時而言，在50年代香港的經歷無比重要性，一方面堅定他對傳統中國的熱愛、以歷史研究為志業的決心，另一方面又提供充滿挑戰的環境，使他發展成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換言之，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就是在50年代的香港行程，從此看來不能不驚嘆當時美國在香港推行的文化策略非常成功，余英時就是最傑出的例子，他的名言「我到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可說就是從美國的精神而來。
陳方正認為，余英時基本上是一位相當保守的人，他的人生觀在50年代確立，之後就沒有大的變動，只有緩慢逐步的發展，這兩個世界的發展也不是一樣的，他歷史研究的世界是透過吸收各種西方學術觀念，並深入發掘中國史料而變得更寬闊、豐富、深入；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在基本觀念上是堅定沒有變動，只不過因為時局刺激，而變得更為尖銳、劇烈。
陳方正指出，余英時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十分重要，可說是他的收官之作，本書利用西方的薩滿信仰和軸心突破兩個重要觀念，追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起源的發展和過程，從原始的巫文化、降神，演變成孔、孟、荀子、老莊等個人化哲學思想，中國史上天人合一講的很多，但真正能夠透過歷史材料獎的確切的，《論天人之際》是第一本。
六四事件爆發後 余英時看衰中國前景
陳方正說明，余英時的歷史研究理智、知識性的，但對當代中國批判則是感性、發自肺腑的世界，他以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是固定、不容置疑的，背後的原始動力就是感情，這種情懷在他年輕時定型，後來就繼續發展，例如說7、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家都希望回中國，余英時只因興致索然回去過一次，從余英時寫下的詩詞看來，他沒有把中國看成是他的家。
陳方正提到，六四事件以後余英時悲憤莫名，他斷言，從一部中國歷史看，20世紀是中國歷史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比五胡亂華、五代十國、蒙古入主更糟糕，知識分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因此他認為21世紀的中國不太可能有光輝前景。
陳方正說，21世界中國經濟起飛，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英美兩國政治生態出現危機，但這些變化都沒有觸動余英時的批判世界，他的內心深處就算有微妙變化，立場卻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他的自由主義信仰十分堅定，不會因為現實的政治而動搖，沒有這樣堅定、近乎信仰的支撐，也難以想像他的當代中國批判世界能屹立數十年不變。
陳方正最後表示，正如余英時經常引用的故事，他經常自我比喻為鸚鵡，常僑居四鄉，四鄉就是神州大地，現在神州大地在他看來有山林大火，就算沒用也要沾濕羽毛去撲救，因此生出了他現代中國批判的世界，至於這是否能夠感動天神為鸚鵡滅火，「我想他是求心之所安，不再去追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