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8月在美國寓所辭世,享耆壽91歲,與他相識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方正指出,余英時有「中國歷史學術研究」和「當代中國批判」的兩個世界,既不一樣卻又互相影響,而這兩個世界都是因他有5年身處於50年代的香港所形成。
聯經出版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4日下午以「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與談,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曉清主持。
與余英時相識一甲子的陳方正談「余英時的兩個世界」,他表示,余英時的人生態度、世界觀、事業取向,都是在不到30歲就已經定型,後來都沒有重大改變,這非常重要。
陳方正借余英時於1974年發表的文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可以說余英時自己也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他徜徉其中、落而往返的中國歷史學術研究的世界,另一個他不能自己、奮筆疾書的當代中國批判評論世界,這兩個世界既不一樣卻又互相影響,余英時這兩個世界很早就定型,後來逐步深化擴大,但始終沒有在根本改變,換言之他很早就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這是他獲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影響余英時一生的3個關鍵時期 與錢穆的相遇相知
陳方正說,要了解余英時的人生態度,最可靠的就是看他發表的回憶錄,其中剖析了他早年的3個關鍵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7年至1946年的7歲到16歲,他當時在安徽鄉下度過,雖受良好的傳統教育,但見聞十分有限;第二個時期是1946年到1950年的16至20歲,那是一個兵荒馬亂、受學生運動衝擊的時代,余英時輾轉於南京、北平、瀋陽、上海,雖然有兩趟大學經歷,但不可能用功,可說是無所適從。
陳方正接著提到,余英時第三個時期就是1950年到1955年的20至25歲在香港的5年,可以說是他一生的關鍵,因為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嚐到家庭的溫暖,雖然家裡沒錢但有親情滋潤和支持,他的父親余協中是有名的西洋史教授,並且和當代大儒錢穆很熟識,所以余英時不久就進了新亞書院成為錢穆最器重的弟子,這對兩人都是難得的緣分,當時新亞書院雖然困難,但因強大的理念支持,沒多久就得到援助,而且開辦了研究所,余英時的學業因此沒有中斷。
陳方正指出,在這5年中余英時不只長日埋首故紙堆,也大量批閱西方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著作,同時寫文章、辦報、辦雜誌、探索新思想、出版書籍,成為一位最活躍的年輕文化人,他日後的兩個世界正就是在這時期逐漸出現的,中國歷史研究的世界是在新亞書院內錢穆的循循善誘下形成,當代中國評論的世界則是透過自己的學習、探索及社會上中國社會知識人的社群碰撞而形成,前者是學術性、思辨性,後者是社會性、活動性,兩者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