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推理小說的歧途
到了二十世紀，中國沒什麼人寫現代推理小說，香港也不多，在台灣則有一群人創作了二三十年。他們創作的推理小說有什麼問題呢？做為一個讀者，我認為他們的作品無法讓人入迷，有些人的文筆甚至不通，有幾部簡直難以下嚥，就算勉強讀完，也無愉悅之感。別忘了，我讀推理小說是為了助眠，若一邊閱讀一邊改語法、修辭，哪睡得著？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著了詭計的道，他們把日本及歐美推理小說的詭計挪來使用，並加以推陳出新，但是讀者看到的只是炫技。他們寫的東西和台灣社會似乎一點關係也沒，裡面的人物不像台灣人，裡面的場景或案件換成別的國家也適用，以致全篇沒有台灣味。這些作家的野心不大，不論就格局或視野，都難以讓人看到突破窠臼的企圖，而且他們彷彿無意與當代對話，很少對台灣現狀或可能的發展提出有趣的觀察。這一切使得台灣只有推理小說，沒有推理文學。
到底台灣的推理作家犯了什麼錯誤？我認為第一個錯誤是公式的移植，太注重詭計。他們很少考慮外國小說裡面的公式、詭計和布局和咱們台灣有什麼關係，哪些是互有呼應，哪些是格格不入的。（有關台灣推理小說界多年來執迷於日本單一作家的本格派而不悟的程度，參考陳國偉所著《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
於此，有必要提及外國傳統和公式背後的思維與歷史條件，例如西方的宗教觀、神祕主義、重理性思想、重科學態度；西方的法治精神、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及集權法西斯主義的毒瘤，這些東西都是他們的底蘊，從而造就出推理作家的各個風格。
（瑞典作家的千禧三部曲一度雄鋸台灣暢銷書排行榜）
前陣子很暢銷的《龍紋身的女孩》三部曲，作者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就是藉由推理小說來討論歐洲法西斯主義復甦的現象。它的時代背景很簡單，即當歐洲經濟愈來愈差時，整個歐洲政治圈便愈趨偏右、愈趨保守，開始排外、自鎖。這似乎是歷史不變的節奏：經濟好時，歐洲引進大量非白人廉價勞工，歡迎他們移民，幹著歐洲人不願意幹的粗活；經濟差時，歐洲人馬上變臉，怪罪起這些非白人的移民者搶了他們的工作。拉森就是要反對這些，他的創作是有所本的。
日本的武士精神，對於死的著迷，對於缺陷美的執著；日本人的壓抑，對群體的重視，對純粹的迷戀，對精確的講究等等，都是造就日式推理小說的養分。松本清張寫過一本小說叫《縱貫線》，場景設在東京車站，兇手就是利用兩列火車同時停靠月台的區區幾秒的差異而設計出一個假象，做為不在場證明，後來偵探靠著時刻表的精密推算才找到兇手的破綻。這在台灣根本不可能，台灣的火車很少準時，我們怎麼寫得出《縱貫線》，靠著誤點能做推理嗎？應該很難，若是精準的誤點還算誤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