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發生什麼，
我們有馬克沁機槍，而他們沒有。」
故事終。
為什麼他們（西方）有，我們（東方）沒有？
因為他們有蘇格拉底？而我們只有孔子？
當然，尼采的死也是在20世紀曙光初現後的1900年8月25日。但這沒有影響他的判斷力。他臨死前借狂人之口為新世紀定調：「我殺死了上帝。」一切價值必須重估。在沒有上帝的日子裡，人們將獲得空前的機會。真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他以鷹的炯眼看透了深淵，以鷹的利爪緊抓絕壁。
當然，也是在20世紀，猶太血統的德國人本雅明在30年代宣告：一個可怕的機械複製時代來臨。這是文明歷史的終結，更是傳統藝術的末日。還有那位法國人加繆更將20世紀早早地看穿：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裡，最不道德的行為或許會和最道德的行為具有同樣的意義。於是默爾索拿著萊蒙的槍，無理由地射殺了一位在沙灘上的阿拉伯人，而且是連開四槍。問題在於默索爾殺人的地方正是乾枯刺眼的沙灘，沒有一點意義的地方，也是缺少情感的死寂之地。這個世界還不荒繆？自然，還有那位生在20世紀死在21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更將知識份子在20世紀的罪惡，定位成是“以你所看到的他人未來的名義對他人命運評判”。這就構成了20世紀最大的謊言：“怎麼會有那麼多聰明人能用接踵而來的可怕後果說服自己接受這些”？
20世紀，人們還能記住一些什麼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1914年，標誌著大量殺人的時代到來。20世紀最終的死者量是1億8700萬人之多。所以，創作出《蠅王》的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說，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暴力的世紀。如果說拿破崙在1806年發動耶拿會戰，只用了1500發炮彈就解決了問題，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則必須一天生產20萬發炮彈才夠用。
處於歐洲腹地的捷克，彈丸之地屢遭塗炭。但僅在20世紀就為我們貢獻了卡夫卡，赫拉巴爾和昆德拉三位小說大師。卡夫卡是悲觀的排斥，昆德拉是挖苦的揭露，赫拉巴爾是樂觀的認同接受。三人三面。為20世紀注入些許生氣和深刻。
哦。對了。還有那顆小小的藍色精靈不該忘記。這顆小小的藍色精靈改變了男人，也改變了女人，所以邏輯地說它也改變了世界。它的誕生充滿了傳奇的色彩，它的存在讓千千萬萬的人受益，它的成長充滿了曲折。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議論：它究竟是一個藍色精靈還是一個藍色惡魔？它是無數ED男性的救星還是人類墮落的開始？它就是誕生於1998年的偉哥（Viagra）。這年正好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性醜聞走光的一年。有趣的是，儘管1998年的三位諾貝爾獲獎者根本就沒有直接參與制造偉哥，但對偉哥的發明奠定了理論基礎的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的弗裡德穆拉德教授，在得知人們稱他為「偉哥之父」時竟然氣憤地說，「『偉哥之父』是一個極其愚蠢無聊的稱號，我很不喜歡。如果時光倒流，我寧願自己從未導致這種藥物的發明」。這為20世紀增添了有趣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