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河川流域從上游到下游的管理，分散在不同單位，第一無法制定完整政策，第二位階錯置，造成水利單位永遠被視為技術單位，無法指揮曾文水庫，無法指揮石門水庫，職權各自分散、事權無法統一，連建設廳長對水利工程也無法全盤了解，無法指揮調度。
我提議將水土林整合成水利處，也就是今天環境資源部的邏輯，把水土林整合在一起；其次是修法，包括林是森林法、土是水保法，水是水利法，當時分散三部不同法令，不過一旦牽扯到修法，通常會拖延甚久，所以最後決定土、林還是留在原來的架構下運作，只把水利相關單位整合成為水利處。
宋省長接受了我的建議。他再度把我找去，直言中央先不要談，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將省府建設廳轄下所有水利單位，全部整合成為水利處，由我銜命進行規劃，而這就是台灣省政府水利處及後來經濟部水利署的由來。
水利處建置期間，宋省長請我當省政委員，他說：「你沒有行政經驗，當省政委員可以幫忙盯水利處。」就這樣，陰錯陽差讓我成為省府的一員。
三個月的省政委員生涯，主要工作在協助籌畫水利處。有一天，省政會議結束後，我開車回台北途中，接到省府電話，宋先生請我回去，我只好從新竹折返台中。「我找不到適當的人來擔任水利處長，你能不能來接？」宋先生一見面，劈頭就問。
我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和建設廳水利局接觸，相關水工模型試驗多由我指導完成，和河川局、水利規劃試驗所也相當熟悉，自認對業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於是點頭說，「假如沒有更適合的人選，我願意承擔。」
從此開啟我和省府團隊因緣。但即使自信對業務和人事熟稔，進入水利處後，我才發現公務行政和學術理論有相當大差距。
第一個難題：公文要如何批？
政治現實逼得我從零開始摸索。第一件面臨的難題是「公文」。因為公文的簽呈和批示，蘊涵倫理關係，其中還有潛在規則。其次是「會議」，什麼層級召開的會議要派什麼人與會，什麼會議要自己參加。第三是省議員找你，何時要說可以，何時要拒絕，都需要從頭摸索學習。
更複雜的是，水利處每年有超過四百億元預算，直屬公務員多達兩千多人，還要兼管自來水公司以及十五個農田水利會，組織和預算異常龐雜；水公司、水利會和水利處雖然都是水利單位，但文化差異性非常大，管理難度非常高。
尤其是水利處內部分成多重派系，當年涉及鉅額利益的砂石，就是水利單位管轄，內部人員和砂石業者、民意代表的關係千絲萬縷，一層又一層，層層包裹牽扯不清。
可以想像，當時的我既年輕，只有四十歲左右，行政經驗完全空白，加上到省府不久後省議會即開議，每個人都等著看我笑話，因為很多人覬覦水利處長這個位置很久，最後竟然是個毛頭教授出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