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OECD報告也指出了，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是當今社會的共同挑戰：想多生孩子的夫妻，往往為了工作打消念頭；想生很多孩子的夫妻，卻無力負擔。國民一旦無法取得「工作與生活平衡」，就會降低幸福感，影響國家穩健發展。
「縮短法定工時」不是社會福祉
到底縮短法定工時，是不是真的就是「國家的大幸福」、「勞工的大福祉」？
歐洲國家在1965 - 1995年歐洲「福利國家」政策期間的所採行的「法定工時」，固然與一般美國經濟制度的亞洲國家比較，相對較短；而且隨之其後，更曾經有過越來越發縮短的舉措現象，但是其背後所存有的一個極其核心關鍵理由，是歐洲社會的薪給制度，一直長期採行「時薪制」，根本就與亞洲遍行的「包月制」或美國「年薪制」之間，存在極大的經濟體制差異。
採「時薪制」作為計算薪酬基準，將「法定工時」予以「視時勢之不同」而時有拉長或時有縮短，其最主要決策準據，端看各該階段，國家社會的勞動市場供需情勢作為取決；1965 - 1995年歐洲「福利國家政策」期間之縮短工時，乃因為各該國家「失業率偏高」或「勞動供給過剩」或「勞動需求趨於收縮」，以致冀望採用「縮短工時方式」，以擠出更多工作機會，好讓沒有工作機會者來「共享」。
倘若臺灣也改採時薪制或周薪制‧‧‧‧
倘若在臺灣，從今天起也棄置「包月式薪給制」而改採歐美通行的「時薪制」或美國特有的「周薪制」，則可以積極推定，至少會產生兩個極其重大的效應：一是，對於「法定工時」的增減與多寡之變動，所產生的損害(成本)與得利(衍生之財務利益)，對勞雇雙方都是等量均同之時，就應該不會像今天一樣，輒見有勞方或雇方之再繼續無限上綱，頻頻要求上下調整改變「法定工時」基線標準了；二是，依「時薪制」的工資酬勞機制，在亞洲國家社會就不再會有所謂「非典型工作」型態之爭議發生了；在歐洲，除了十年之前法國單獨存在的「剛性終生雇用法制」框限之下，(沙科吉總統期間已予廢除)，乃有所謂「非典型工作」之爭議；否則「計時工」與「派遣工」都是今天歐美社會的常態典型，哪有類似今天臺灣社運抗爭的「非典型工作」存廢爭議？
丹麥重精機海產業的高「勞動」生產力
以目前臺灣人最為欽羨的丹麥為例。丹麥也曾經是，一個農漁經濟社會國家，但在1945年二戰之後，大力擴展「現代工業化」，洎自2006年以來，其重高工業占GDP比重，已然高達25%，農漁業祇占2%不到，與臺灣相去不遠；但其國家經濟總生產規模，實則祇達臺灣一半，然而平均每人GDP，高達45,000美元，則是臺灣的2.1倍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