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專欄：王立軍們不治，黃凱平有病難治

說到底，傳知行案至多不過是普通刑事案件，用普通刑事案件的法律程式來衡量，北京警方屬於百分百的執法犯法。但人家根本就無所忌憚。因為人家有的是底氣：正如世界有兩種邏輯，即邏輯和中國邏輯；世界上也有兩種法治即法治和中國法治。中國法治絕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公平正義的法治，歸根結底仍不過是帶刀把子的法制，即林彪所說的鎮壓之權的法制，整人的法制，只用於治民而絕不允許約束統治者的法制。一言以蔽之，實質上秦制而已，或馬克思加秦始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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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法治」下，豈止傳知行諸君，事實上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到處是大大小小的王立軍，無論你如何律己，只要他們看你不順眼，就會隨時把你變成案子，一變成案子他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就總有一條所謂法律來治你，通常所謂法治，所謂良知，所謂公平正義，就都成觀眾，都只能乾瞪眼了。商鞅變法徙木為信，如今所謂「依法治國」也需要徙木為信，從新公民案到郭飛雄案到傳知行案，看來都被大大小小的王立軍當作了木，都被用來立信，只不過立的都是相反的信，即都是昭告他們如何蔑視法律包括蔑視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如何以玩弄法律為能事，如何刻意震懾社會。就此而言，他們要的根本不是通常的法治，他們要的只是恐懼。

黃凱平的確是病人，但只要能保證正常的生活條件和治療條件，他的病不難治。難治的是大大小小的王立軍。他們才是真病而且病入膏肓。國家機器把持在這些病人手上，屬於典型的倒持太阿，億萬國民都不免反受其害。所以，黃凱平的確得趕緊送醫趕緊治，但更需要治的，是廟堂大大小小的王立軍。縱然病入膏肓也得治，治病才能救人，不僅為救他們，更為了救被他們日日夜夜威脅的億萬國民。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